【 文献号 】3-2661
【原文出处】北京经济ｌｉàｏ＠①望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6-10
【分 类 号】C4
【分 类 名】社会学
【 作  者 】范雷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１９９５年北京市民政治心态调查
【 正  文 】
    1995年无疑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一年，中央针对1994年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率，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采取银根适度从紧的基本财经政策
，终于将通货膨胀率成功地控制在14.8％，完成了年初预定的目标。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1995年又可以说是国家政治形势发生诸多变化的
一年。首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们注意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用较大的篇幅列举了目前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出新一代领
导人坦诚、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其次，以查处王宝森等人的案件为代表的惩治腐败的工作在全国展开，表明中央对整肃党纪政纪的决心
。同时，中央大力宣传孔繁森、李润五的先进事迹，树立了党的优秀干部的形象；第三，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各方面工
作的开展带来了活力；第四，中央政府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5％以内，表现出政府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第五，由于台独势力的抬头，海
峡两岸关系成为1995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央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的立场。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第三代领导人以新的
面貌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不仅是指组织人事方面，更主要的是指坚持原则、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方面。
    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变化，北京市民是如何认识的，他们对政治形势作何评价及预期？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当了解和分析的。为此北京社会心
理研究所于1995年进行了北京市民政治态度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9份，有效回收率为94.9％
。其样本情况如下：
        性     别             年          龄
        男     女   29岁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百分数 46.3   53.7    15.9    22.3     24.1   14.2    23.5

                     职                业
    工人 商业职工 干部 专业人员 退休人员 个体劳动者 学生 其他
百分 22.8  7.7    22.3   10.8    24.8        1.3    3.8  6.5

数
                  文化程度                政治面目
      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党员  团员 民主党派 群众
百分数  8.3    26.4 36.6   28.7     27.3  11.8   0.2    60.6
            一、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对目前的政治形势基本表示满意；在对今后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预期方面，北京市民表现出乐观与疑
虑并存的特点。
    自改革以来，人们确立了“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这一观念，在对政治形势进行评价时，往往结合国家的经济形势加以考虑。当人们认为国家
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政治形势也给予较好的评价；而当人们认为国家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价便有所下
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在回顾近年来国家经济形势时曾经谈到：“在经历了1992年—1993年经济高增长之后，伴随着1993年下半年政府
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中国经济开始有所降温，在1994年经济速度有所放慢的基础上，1995年继续有所减速。”（注一）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国
家的稳定发展，也间接地有利于市民个人的长远利益。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评价更多地以个人直接利益和近期利益的获得与
否为标准。
    从表一可以看出，受人们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的影响，自1994年以来，北京市民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价较之1993年以前有明显的下降。而
1995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的评价仍处于一个下降过程中。但与1994年相比，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1993年对政治形势表示满意的人占85％，1
994年占59.8％，而1995年为58.2％，基本保持原有水平，只是有12％左右的人从“很满意”转向了“较满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政府通过
1995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国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势头，虽然经济形势尚未表现出根本性的好转，但政府的工作已获得了人们的基本
肯定。
    表一    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的评价
您对我国近两年的政治形势满意吗:
   ％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满意度*
1991年       19.1    65.5  9.2      5.4       0.7     72.24分
1993年       24.8    60.2  4.0      9.2       1.8     70.77分
1994年       25.4    34.4  30.4     4.1       5.7     67.46分
1995年       11.4    46.8  32.9     4.7       1.5     65.95分
*满意度的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0分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市民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解和适应，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浪式运动的承受能力的提高，随着人
们对市场经济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公正原则的要求，北京市民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价有可能逐渐摆脱单纯以其对国家经济形势的理解为唯一
标准的模式，而对现实政治抱以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从北京市民对今后政治形势发展的预期上就可以看到。
    表二      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的预期
您认为今后两年,我国的政治形势会有何变化:
   ％      有好的变化  没有变化  有坏的变化  难以预料  不关心
1991年        28.4      50.4       0.6        17.6     3.1
1995年        41.6      15.0       1.2        40.4     1.9
    表二的数据表明：与1991年相比，北京市民中认为政治形势会变好的人增加了13.2％，认为难以预料的人增加了26.8％，而认为没有变化的
人则减少了35.4％。可见北京市民对今后两年政治形势的预期是以“变”为前提的。这说明市民们已经把国家政治形势作为与经济形势相区别的
一个因素来看待，并更多地从国家政治现实中寻找评价政治形势的依据。而人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极为简单，那就是：我们国家刚刚完成新老领
导集体的权力交接。尽管这一权力交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顺利完成的，但人们还是明显感受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经济工作以外的
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领导作风和领导能力，诸如本文开始时所列举的那些方面。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往往是他们对现实的最真实的评价。而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市民有所分歧，一部分人相信新一代领导集体能够胜任，而
认为会有好的变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今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仍需观察，而认为难以预料。但不管怎样，就目前而言，市民们并没有对未来的发展
产生悲观的态度。从调查结果看，在问及：“您认为今后两年我国能保持社会稳定吗”时，78.6％的北京市民认为会保持社会稳定，只有10.8％
的人认为不能保持社会稳定，另有10.6％的人表示不知道。因此，相信今后国家政治形势会有稳定的变化，是目前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预期的较
为一致的看法。这也可以说是北京市民对国家未来的最美好祝愿。
            二、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对国家、对政治制度和执政党具有较高的认同，这将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得以顺利执政的最宝贵的潜在
政治资源。
    认同就是支持。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都依赖于该国人民对国家、政治制度等的认同。如果，我们把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暂且理解为民族主义
的话，那么它将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学者萧功秦曾经撰文指出：民族主义“就广义而言，它是指主张对本民族及其利益效忠的理念和
情感。民族主义主张所有的人都应该对本民族怀有最大的忠诚。……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的情感和理念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
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的政治资源”（注二）。从表三可以看出，北京市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是很高的，而且相当稳定
。从总体来看，70％以上的北京市民都表现出了对国家的忠诚和支持。这无疑证明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的现实存在。
    表三    北京市民对国家的认同
         ％      调查期 很同意 较同意 无所谓 较不同意 很不同意
如果国家使我失望, 1991年 6.2   9.2   9.6      31.2    43.7
我就不必为她做什么1995年 6.9   9.3   9.9      30.2    43.7
即使国家对不起我, 1991年 43.3  40.1  8.7      4.8     3.0
我也得对得起国家  1995年 52.6  30.8  5.3      5.1     6.2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与其他所有可成为“资源”的东西一样，不经激发是无法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用
什么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各类艺术形式是无法独自担此重任的。激发人们的民族主义的有效方法，只有从
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中才能找到。
    就历史文化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者开始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相结合的可行性。萧功秦在同一篇文章中指
出：“在二十世纪90年代，儒学已不具有‘抗现代性’的特质”，因为当代中国已经不具备使儒学保守化的社会文化前提。施忠连在其文章中论
述了儒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此表明儒学并非天生具有‘反经济性’（注三）。作为观点，上述见解仍可商榷，但作为潮流
，中国传统文化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起到凝聚社会成员的作用。
    就现实政治而言，随着台湾问题的提出、香港的回归，以及经济的稳步发展所树立的民族自信，都会使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国家富强等成
为凝聚人心、激发民族主义的重要政治目标。
    与对国家的认同相联系的是人们对制度的认同，即人们对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执政党等的支持。调查结果表明：在涉及对社会制度、政治
制度、政党等问题时，北京市民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见表四）。
    表四      北京市民对制度的认同
   ％                   很同意 较同意 无所谓 较不同意 很不同意
社会主义革命缩短了我们  34.5   40.6    10.0   11.1     3.8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
只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5   36.1    6.3     5.2     1.9
才能真正实现民主
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46.6   41.1    8.1     3.2     1.0
是符合人们的要求的
    与对国家的认同不一样的是，人们对政治制度、执政党等的认同并不具有天然性。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明智的君主都知道：单靠老百姓对故
土和祖宗的依恋是无法保证其政权的长治久安的，必须通过勤政廉政，多办实事来赢得百姓对自己的支持和忠诚。也就是说，一个政权并不能以
人们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需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出色的政绩来赢得人们对其的现实的支持。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
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具有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是自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要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永久的政权，还
必须使人们建立真正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即人们基于对法律、权利、制度的共同认识而产生的对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国家的一致性看法
。我们不仅需要人们爱祖国，我们还需要人们爱法律、爱权利、爱制度。
            三、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对政府官员的评价有所下降，提高各级领导者的道德水平和执政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当人们对国家、政治制度、执政党等持有较高认同时，领导者的素质、能力自然就成为大家议论、评价的焦点。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说
明人们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已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然而，人们在追求一种目标，并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的是我们能否比现在做得更好，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办法
使我们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因此，人们对基本原则和奋斗目标的认同，不可能取代他们对执行者和执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批评。相反，在基
本原则和奋斗目标确定之后，这种批评将成为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的焦点。
    从表五看出，目前北京市民对政府官员的评价较之四年以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对政府官员道德品质的评价，下降幅度较大。对“政
府官员都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服务”表示同意的人从1991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34.4％；而表示不同意的人则从1991年的29.1％，上升到1
995年的60.5％。对于北京市民来说，在1995年中他们在政治方面所经历的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王宝森案件。市民们对政府官员评价的下降，不能
说不与此有关。
    表五      北京市民对政府官员的评价
  * ％            调查期 很同意 较同意 无所谓 较不同意 很不同意
政府官员都一心一  1995年  12.4  22.0   5.1     40.7      19.8
意为老百姓服务    1991年  25.5  38.6   6.8     23.5      5.6
我为政府官员的品  1995年  5.0   19.8   16.6    36.1      22.5
备而感到自豪      1991年  22.1  34.4   17.5    19.6      6.5
多数政府官员都有足1995年  14.7  45.3   10.1    23.4      6.6
够才能处理政府事务1991年  25.2  43.6   10.2    17.4      3.6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并且强调：从根本上讲，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现在有的人担心严惩腐败会导致人们对政府官员信任的下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没有把惩治腐败与端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看，是不
讲政治。《组织人事报》在年初刊登的有关领导讲话指出：反腐败要严格按法律办事，能挽救的尽量挽救，不能保的千万不要保。这无疑表明目
前的反腐败工作正逐渐走向法制化。
    反腐败是必要的，但它所解决的只是已经发生的问题。要想真正解决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问题，只有端正党的组织路线，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中共中央最近把提高自身执政水平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方面，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政兴方能国兴，政通才会人和。在人们对国家、对社会
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信心的今天，能否培养和选拔出一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是决定一切的根本，这也是新
一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从总体来看，由于政府在1995年的努力，国家经济形势正逐渐实现“软着陆”而趋向正常。但从经济运行周期看，1996年仍处于收缩期，而
政府也会继续采取紧缩银根的财经政策，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去年有大的改观。这就意味着通过提高人们对经济
形势的评价，进而提高人们对政治形势的评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就需要从改善政治环境本身入手，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严肃党纪政纪
，以建立人们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信任，从而提高人们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价。
    （注一）邱晓华：《对199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1996年展望》《北京政协》1996年第一期
    （注二）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  《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四期
    （注三）施忠连：《论经济与文化的深层关系》    《社会科学》1995年第十二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目加（潦字右半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