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19961202
【 版  号 】5
【 标  题 】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传世藏书》出版纪事
【 作  者 】曲志红/祝华新
【 正  文 】
    （新华社记者  曲志红  本报记者  祝华新）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图联大会上，各国图书馆专家对中国新近推出的一套精装
１２３册、２．８亿字的古典文库爱不释手，视为图书馆的基本典藏而立即着手联系订
购。为了这套文库，２０００余名中国一流学者走到一起，历时６年，精选自先秦到清
末数千年文化经典１０００余种，涵盖哲学、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军事、
地理、医学、语言文字等各学科，加以全面标点、校勘，以简体横排的形式呈现在当代
中国人面前。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并全额投资、海南国际新闻
出版中心出版的《传世藏书》。
            为文化遗产登记造册
    《传世藏书》总编季羡林早年留学欧洲，又精研古印度文化，是通晓东西方古典文
化底蕴的稀世学者。与他共主其事的是中国哲学史权威张岱年，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徐复
，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专家王利器，古籍出版专家钱伯城、戴文葆。在浩如烟海而又难免
凌乱杂芜的古籍中，如何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经典？他们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
四库分类法，同时以现代学术眼光推陈出新。“三言两拍”、《红楼梦》等小说以及戏
曲在古代被视为“文人之余事”而为《四库全书》所弃，却被他们请上大雅之堂。医部
、科技类古籍达１６９部之多，这在以前更是难以想象的。
    《四库全书》以后，又有不少新经典问世，如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诗文。《四库全书》以前的一
些经典著作经过漫长的历史沉埋，在本世纪重见天日，如从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
法》、敦煌出土的科技文献。这些东西相加，使得《传世藏书》有相当可观的书目是《
四库全书》中所没有的。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指出：“《传世藏书》
虽是由企业投资的文化项目，但从论证、选目、标点、校勘到编纂，全部工作都是由专
家学者完成，从而保证了它的学术质量和品位。”仅以上海为例，就聘请王元化等资深
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社科院等
单位近百位学者参与此事，这种规模在上海学术界是少有的。负责主编《全唐文》的王
水照教授举例说：“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我们就依据善本拓片或他书录文校补，有
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才使原文完整可诵，实有起死回生之效。”
            给古籍一副现代面孔
    古籍能否用简化字排印，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当欧洲的先民还在亚平宁大森林里散
发跣足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青铜器和竹木上广泛使用文字，这是我们的骄傲。但饱经
沧桑的中国古文字与老百姓的日常语言逐渐拉开距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彭林
教授对《传世藏书》采用横排简化字击节赞赏。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代人
是完全依靠简化字读完小学、中学的，大学教育中也只有少数专业接触繁体字。对于文
史研究者来说，古籍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古今字、异体字、避讳字、俗体字等都蕴藏
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古籍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一个便于通读的
版本才是最合适的。”
    用繁体字直排的版本发排成简化字，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向社会招聘近百名
高中毕业以上的专职校对员，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再接受岳麓书社、湖南师大等单位的
专业培训。
    比字体变换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标点。中国古籍向无标点，连一些饱学之士翻检古书
，也不敢保证从来不读错句读。许多断句方法看上去都不无道理，但必定只有一种最合
乎古人的原意，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勉力为之，才不致贻笑大方。
            为学术出版雪中送炭
    华东师大古籍所穷２０年之功，整理出元人有关历朝典章制度沿革的《文献通考》
，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压了１０年也未能付梓。年近九旬的徐复教授一辈子研究《说文解
字段注》，但心香换不来书香。严肃的学术成果难以出版，而一些低俗的读物甚嚣尘上
，这是当今文化界普遍的尴尬。是出版社有眼无珠，或者急功近利，致使黄钟毁弃而瓦
釜雷鸣？未必。那里往往有一流的编辑和繁荣学术的古道热肠，但在出版社投身市场竞
争以后财政压力制约着他们，庙小力薄毕竟无法广结善缘。
    如今，他们的心愿在《传世藏书》中得到了结。为此，诚成企业集团在湖南建成大
型印制基地，以最好的照排机、最好的装订线作为对民族经典的郑重承诺。他们说：“
我们在这套书上不惜投入上亿元，只求创立一个文化名牌，我们相信中国出版界、文化
界需要这个东西。”
    更令人兴奋的是《传世藏书》的录入、排版拼图都实现电脑操作，不仅加快了这套
巨著的出版速度，而且为古籍的进一步整理留下了前所未有、十分便利的数据库。一向
只能埋在故纸堆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或许将由此改变形象，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的新路。
            让文化典籍步入家庭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古代整理典籍的两次大规模尝试，但当时重在编纂
而忽视使用，前者有手抄本正本、副本各一部，后者也仅抄写七部，珍藏于大内和民间
藏书楼，秘不示人。在中国这个印刷术的故乡，这些国家级的文化成果竟没有人想到公
开出版而广为传布。
    稍早于《四库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倒是有活字印刷本６０部，但对于康熙年
间的上亿人口来说，这个印数实在太小了。而列入国家“八五”至“九五”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的《传世藏书》，与历代大型文献整理工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以聚书为
终极目的，也是一项倡导藏书和推动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盛举。它不仅将作为公共图书
馆的基本馆藏，更着眼于走进迈向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家庭。在大字精装本之外，他们还
将推出小字普及本，以及有关光盘读物。方家赞曰：“藏书于家，意义重大。”
    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对文化经典有一段精辟的评说：“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精神上的
遗训，这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这是将要休息的站岗人对
走来接替他的岗位的人的命令。”
    我们５０００年星河灿烂的文化典籍中，栖息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高贵的灵魂。正如
总编季羡林先生所言，把《传世藏书》推向大众，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的过去
，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而加强我们的自尊心，加强我们的
爱国主义，从而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