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6269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36-043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 作  者 】姜南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试论法国与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
【 正  文 】
    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非农部门的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农
业人口大量外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已经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的农业生产，制定了
不少政策保证其发展。其中尤为引入注目的是，西欧各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定了一项共同农业政策。这项政策是迄今为止欧共体制定的唯
一一项有关大产业部门生产的共同政策。即它对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等方面进行直接的干预，协调各国的农业政策直至以共同政策去
取代各国不同的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过程漫长而艰巨，几乎经过了整整１０年的时间。对它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争论很多。
    在共同农业政策一波三折、异常艰苦的制订过程中，法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把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作为自己加入共同体的一个先决
条件，几次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制订进程，可以说没有法国就没有共同农业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法国究竟是
如何推动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的？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对此国内外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尝试。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昔日的欧洲强国英、法、德、意沦为二等国家，而美、苏两国却在战争中增强了实力，扩大了影响，成长为政治、经济
、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的超级大国。战后不久，美苏两国结束了战时联盟关系，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冷战把欧洲推到了美苏对峙的前沿阵地，
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安全与和平又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为了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几个世纪前就已出现的欧洲联合思想重新风行
一时，并且逐步发展为实施联合的具体行动。
    西欧联合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设想是从经济一体化开始的。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８日，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６
国接受法国外长舒曼的计划，正式签订“煤钢共同体”条约，建立了６国煤钢共同市场，迈出了西欧联合的第一步。１９５７年，西欧联合进
一步向前推进，当年３月２５日，６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罗马条约
规定６国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和制订共同农业政策。
    罗马条约明确规定实施一项共同农业政策，把共同市场扩大到农业和农产品贸易，提出了共同农业政策的５项目标，即保证农业生产的合
理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适当利用，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农业人口的良好生活水平，尤其是提高农业劳动者个人的收入；稳定市场；保证供应；
保证对消费者的合理供应价格。但是，与关税同盟不同的是，罗马条约并没有制订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这些工作留待条约生
效后两年再草拟。这是因为与工业相比，共同体各国的农业有其特殊性，各自农业的发展状况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同（见表１），存
在着许多利益上的矛盾，致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困难重重。
        表１  １９５８年６国农业基本状况［①ａ］
    （附图  {图}）
    比利时和卢森堡是工业发达的小国，农产品自给率低，需要大量进口，两国对制订共同农业政策只是勉强同意。意大利农业人口较多，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６国中是最大的，但是技术装备水平比较低，农业结构比较落后，它一方面要为本国的水果、蔬菜和葡萄酒等产
品寻求国外市场，一方面希望通过共同政策获得财政资助，推动农业的结构改革和技术进步，因此态度比较积极。荷兰的畜牧业一向发达，是
畜产品的传统出口国。建立农业共同市场，使６国农畜产品自由流通，对它扩大出口有好处，因此荷兰也支持制订共同农业政策。
    对共同农业政策最为热情的莫过于法国。法国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土地、农业就业人口和农业产
值的比重都比较大。战后法国农业恢复很快，共同体成立之时，法国的谷物和肉类生产已逐渐自给有余，寻求农产品外销市场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法国积极支持共同农业政策，认为只有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处于弱势的本国工业加上农业优势才能与西德日益强大的工业持平。法国极
力主张以价格控制来指导生产，而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农产品过剩问题保持缄默。
    西德的态度与法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战后它的农业发展速度不及法国，农业比重也远小于法国。西德还是６国中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进
口额占６国农产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它希望继续在欧洲以外的国家购买廉价农产品，继续补贴本国为数不多但从政治上讲十分重要的农业人口
。实施共同农业政策，西德必须花高价购买共同体国家的农产品，使工业品价格随之提高，影响国内稳定。所以西德对共同农业政策态度十分
冷淡，最初只赞成“协调”各国的农业政策［①ｂ］，后来则对具体措施的制订采取拖延态度。
    正是６国农业发展状况的不一和利益的不同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变得漫长而艰巨。在此过程中法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几次推动了共同农
业政策的制订，使之免于中途夭折的命运。
    １９６０年，西欧各国经济蓬勃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急于利用这一有利的经济气候加速建成共同市场，同时不愿意在降低关税上
落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后。美国也对西欧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关税。种种因素促使理事会在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２日提出了一个加速关税同盟
进程的正式决议，提议从１９６０年７月１日到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把关税降低２０％。这一建议遭到荷兰和法国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
把农业贸易排除在共同市场之外违背了罗马条约关于共同体任务的规定即“保持经济行为的和谐发展”，坚决要求共同农业政策与关税同盟要
“绝对”同步进行［②ｂ］，并以使用否决权相威胁。
    这一行动主要针对西德。西德是一个传统的农产品进口大国，历来以进口配额和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农业。按照法、荷支持的由前荷兰农业
部长曼斯霍尔特提出的计划，共同体内部将实行农产品自由流通，各国间关税将被取消，各种贸易限制包括西德政府实行的进口配额也将不复
存在。计划还建议实行农产品共同价格，协调各国农业结构措施。西德以实施共同支持价格会引起生产过剩为由加以反对，实际上是担心以任
何一种价格作为共同价格都会低于西德的价格，因为西德是６国中价格最高的国家（见表２）：
    表２：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度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以８国平均数为１００）［③ｂ］
        小麦        大麦          牛奶      猪肉          蛋
西德  １０９．４  １３４．６  １０１．６  １１０．０  １０９．４
法国  ７４．９    ７６．６    ９２．１    ９３．７    ８９．８
意大利１０９．１  ９３．４    ９８．７    １０５．７  １１３．１
比利时１００．４  １０５．１  ９４．３    ８４．９    ９４．５
卢森堡１２０．３  ９８．９    １１６．１  １１５．３  １１９．９
荷兰  ８３．０    ９１．４    ９７．８    ９０．４    ７３．２
    经过激烈的讨论，由于法、荷态度强硬，意、比保持中立，西德不得不作出让步，表示同意曼斯霍尔特计划所提出的原则，保证一致执行
委员会的决议。虽然西德对取消配额制仍持反对意见，但毕竟同意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使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得以继续进行。１９６
０年１２月，理事会正式确定了共同农业政策的３项基本原则，即共同价格、共同财政和共同体优惠。
    １９６１年５月起，欧共体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案，包括门槛和目标价格、进口税额、出口补贴、干预收购等等。委员会还提议建
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欧洲农业保证基金，以确保以上任务的顺利完成。
    西德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希望在１２年过渡时期结束时即１９７０年再确定农产品的共同价格。尽管遭到委员会的反对，西德仍不改初衷
，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因此陷于停顿。
    １９６１年７月，法国对西德的拖延态度已无法忍受，于是重施故伎，威胁说，如果到年底仍不能在共同体组织机构和财政保证问题上达
成一致，法国就不过渡到关税同盟第二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农业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理事会进行紧急磋商。这是欧共体历史上第一次马拉松会议，从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４
日一直持续到次年１月１４日，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安全保护条款。法国热情欢迎曼斯霍尔特计划，希望在共同体内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和进口配额；鼓励从共同体内部进
口农产品，以征收进口差额税［①ｃ］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农产品，实行保护内部贸易的税率制。法国农业发达，农产品价格较低，共同体内
农产品自由贸易将为法国的过剩农产品提供广大市场，进口配额制不利于法国的出口。西德则不同，如果取消关税和传统的配额制，西德的农
产品和农业生产会受到共同体其他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冲击，尤其是法国农产品的冲击；实行税率制则使西德在进口农产品时要花更多的钱，丧
失从共同体外进口廉价农产品的优势。法德的态度恰恰相反，因而相持不下，最后经过５天的激烈讨论才达成妥协，决定在过渡时期实行配额
制和税率制双重保护措施，但配额制应逐步被取消［②ｃ］。法德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但从长远看，由于配额最终要被取消，只保留税率制，
这项协议是法国占了上风。
    第二，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财政保证问题。共同政策当然需要共同出钱，因此委员会建议，在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财源之前由各国捐款，到
准备阶段结束时，把征收的进口差额税纳入共同财政基金，支付共同农业政策的各项开支。
    西德照例表示反对，因为农业基金的建立对西德财政不利。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西德作为一个农产品输入国，进口农产品所征收的大批税
款将直接纳入共同体预算而不纳入西德国库；作为一个非出口国，西德从干预收购和出口补贴中所得甚微，几乎无利可图。至于准备阶段，委
员会建议定为６年，西德则希望是７年半。
    法德两国就此问题进行了私下协商，并形成了最后决议。决议规定，从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５年的３年中，头一年的农业开支由成员国负担
１００％，第二和第三年从进口差额税中提取１０％和２０％作为补充，各国分摊的数额与各国净进口量相称。显然，西德作出了重大让步。
为了回报西德，其他各国也对西德作出了妥协，同意进口税纳入共同基金但不纳入农业基金，西德的总捐款不超过欧共体农业总预算的３１％
，准备阶段后几年的捐款数在１９６５年进行重新审定，并将准备阶段定为７年半。［③ｃ］
    共同体历史上第一次马拉松会议宣告结束，共同农业政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回合的结果有利于农业发达国和出口国，不利于进口
国。法国是主要受益国，从１９６２年７月至１９６５年７月，法国从农业基金中得到的份额分别为８８％、８４％和６７％，而其分摊的基
金份额仅为２８％、２５％和２２％。［①ｄ］
    １９６４年２月，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的谈判开始。欧共体国家要想以一个独立实体的身份与美国等粮食出口国谈判，就必须确定农产
品的共同价格水平，至少应确定谷物的共同价格。但是，西德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希望把共同价格的实施推迟到过渡时期结束后，对共同
价格的制定毫不热心。１９６３年秋，委员会提议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农业年度把谷物价格统一到共同水平，但西德政府劝说本国农民把谷
物价格降低１１—１３％遇到了困难，所以到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度仍末达成任何协议。
    西德政府能拖就拖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法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到１２月中旬还不能在共同谷物价格和共同
农业政策的执行上达成一致，法国就退出共同体。
    委员会面临着一个比３年前还要严重的危机，为此召开了共同体历史上另一次马拉松会议。法、德两国政府在政治上都受益于重要农业区
的选民，都不愿损害本国农民的利益，因此两国的政策似乎很难调和。西德政府暗示它提出的较高的共同价格是它让步的极限。但是，姿态归
姿态，会议的第一天即１２月１２日，西德经济部长施穆赫尔就宣布，他的政府接受委员会提议的共同谷物价格，并且在提高黑麦价格，对农
民提供高额补贴、价格的修正条款等方面都作出了让步。当然，西德得到了一定补偿，在会议达成的一揽子决议中，委员会同意了对西德农民
的补贴数额；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度分别为５．６亿、３．７４亿、１．８７亿西德马克，
对每吨黑麦给予１０西德马克的额外补贴。
    １９６２年１月的决议中只规定了准备阶段前３年各国摊款办法。３年期满后，法国要求重新审定摊款办法，进一步提高农业基金用于补
贴出口和干预收购价格的比重，提高成员国征收的农产品进口差额税上缴基金的比例。这意味着使农产品出口国更多受惠，而让农产品进口国
更多出钱。
    在西德、荷兰等国支持下，以西德人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３０日正式向部长理事会提出一项一揽子解决方
案，包括３方面的内容：
    ①建议提前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与关税同盟同步建成农业共同市场，届时用于农产品干预收购和补贴出口的费用全部由共同农业基金提
供。
    ②建议各国征收的进口差额税全部上缴给共同农业基金，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到１９７２年７月３０日五年间各国关税收入归共同体，
两项收入都用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开支。
    ③要求各国议会交出对关税和进口税的控制权，扩大欧洲议会修改共同体预算的权力。实际上，委员会也将通过掌握共同体的巨额预算而
拥有更大的超国家权力。
    显然，这是试图以农业财政问题上的让步换取法国在政治上让步的一笔交易。但是戴高乐坚决反对任何使共同体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图谋
。在法国人看来，欧洲议会只是一个协商机构，没有修改权，也不具备法律效力，用戴高乐的话说它只是一个“顾问机构”，［①ｅ］因此目
前扩大议会权力是不必要的。１９６５年６月３０日，部长理事会谈判破裂，法国宣布接受理事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经济、政治、法律后果
”。［②ｅ］次日，法国宣布退出理事会，撤回驻共同体常驻代表，演出了共同体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空椅子危机，退出共同体机构
达半年之久。
    这场争执已经超出了共同农业政策的范围，但农业财政问题上的分歧仍是争执的主要内容之一。法国提出了重新回到共同体机构的３项条
件：限制和降低共同体委员会的作用；重新审议罗马条约关于进入第三阶段时（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部长理事会以多数表决制代替一致通过
的规定；解决共同农业政策的基金问题。
    １９６６年１月，６国外长终于达成了“卢森堡协议”。主要内容有二：第一，关于部长理事会表决制，协议同意多数通过原则，但在事
关一国或多国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仍需一致通过。这一条款赋予了各国事实上的否决权，等于继续维持一致同意的原则；第二，关于理事会与共
同体委员会的关系，协议规定，后者在提出重要建议前应与成员国磋商，取得初步同意后方可提交理事会，进一步限制了委员会的权力和作用
。至于扩大议会权力则推迟到过渡时期结束后。随后，６国又于１９６６年５月就农业基金问题取得妥协。自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起，各成员
国征收的进口农产品差额税，除扣掉１０％作为手续费外，全部上缴共同体作为农业基金。基金不足部分由各成员国按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例
分摊。［②ｅ］至此，法国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重返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又一次向前推进，共同体也重新正常运转了。
    从以上几次交锋中可以看出，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法德间的相互关系占据了重要地位。就双方而言，法国的要求一再得到满足
，而西德却一再作出比较重大的让步。西德的让步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工业强大的西德在共同农业政策中的损失可以从关税同盟
中得到弥补。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考虑对于西德至关重要，战后西德作为一个战败国，在国际上地位十分低下，而在共同体中西德却得以与法
国等战胜国平起平坐，因此维持共同体的存在对于西德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共同体的存在受到威胁，西德总是适时地作出让步。
    如果说西德对共同农业政策的贡献往往是被动的，那么法国则是几次主动地推动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进程。虽然欧共体制定这项政策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农业本身的重要地位，战后初期粮食匮乏对欧陆各国的影响等等，但是，法国对共同农业政策的积极支持，却是促使它制
订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没有法国就没有共同农业政策。那么法国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项政策呢？
        二
    法国积极支持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因，可以从经济、政治、外交３方面来加以分析。
    共同农业政策是一项经济政策。法国支持共同农业政策，经济因素无疑是原因之一。
    首先，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共同农业市场将为法国农产品提供一个广大的合法的市场。战后，法国农业恢复很快，６０年代初大
部分农产品特别是小麦已经自给有余。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和平环境使法国农业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戴高乐将军曾这样描述法国的
农业生产能力：“在６国中，我们能提供最多的谷物、猪肉、牛奶、黄油、干酪、葡萄酒，而且与意大利一道，提供最多的蔬菜和水果”。［
①ｆ］但是，有限的国内市场却使生产与销售成为一对严重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农业市场使法国看到了一线曙光。共同体成立时，其
农产品自给率只有８９％，需要大量进口，其中西德农产品进口额占６国农产品进口的一半以上。实施共同农业政策，法国的过剩农产品就可
以合法地进入共同体其他国家的市场，为本国农产品找到一个稳定而广大的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其次，共同农业市场可以取代法国殖民地在法国对外输出中的重要地位。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法兰西联邦被较为松散的法兰西共同体所
代替，但是好景不长，随着１９６０年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法国在黑非洲的海外领地除法属索马里外都宣布独立了，第五共和国所设想的法兰
西共同体已经名存实亡。法国对海外殖民地的输出历来占有重要地位。１９１３年法国对殖民地的输出占其出口总额的１３％，１９２８—１
９３０年占１８．５％，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占３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在法兰西共同体解体之前，向殖民地输出再次达到１／３。但
是解体后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品出口量只占整个产量的６．６％。［②ｆ］法兰西共同体的解体使法国对外输出受到严重损失。共同农业市场的
出现对法国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共同市场建成后，法国农产品大量向共同市场输出，正好可以弥补法国对外输出中的巨大损失。
    再次，共同农业政策是适应法国经济“国际化”趋势的需要。战后初期，法国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经济学家认为，法国“僵化的结构妨
碍了经济发展”［③ｆ］，而僵化产生的原因在于贸易保护制度。商业保护主义使国内的工业依赖国家补贴，缺乏竞争力，不适应国际竞争。
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市场的扩大促使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在国外的竞争压力下（如西德的工业和荷兰的农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戴高乐
认为强大的贸易潮流在推动着世界的市场，“这无异于一场革命！”他指出，“关税的壁垒、禁令的限制和结算的规定，给我们的工业、农业
、商业带来了某种安全感，但是无疑也带来平庸的地位。相反，竞争会使它们冒某种风险，但同时却可以推动它们。我们可以设想，在斗争中
，法国的经济会使它的装备，它的企业精神，它的方法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并使向外扩张成为它的成功的标准。”［④ｆ］早在５０年代，法国
的对外输出就大幅度地增长，从６０年代开始，经济的“国际化”趋势大大加强了。共同农业政策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的需要纳入了法国的开
放政策之内。
    共同农业政策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它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人偏爱这项政策，还出于稳定政局的政治考虑。
    共同农业政策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遗产，但具体的制订过程则是在戴高乐当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１９５８年６月，戴高乐出任总理时
面临的是一个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法国。第四共和国在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５８年短短１２年内，先后更换了２１届内阁总理，局势动荡不安
。戴高乐出任总理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订新宪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国家政权。第二件大事是果断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初步稳
定国内政局。紧接着，戴高乐把精力转到经济调整和建设上来。此时，法国工业面临的问题是结构僵化，缺乏竞争能力，农业则主要面临着农
产品日渐自给有余，需要寻求出口市场的问题。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法国农民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通过国家干预来维持生产价格，提高
农民的生活水平。到６０年代初，这类示威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在法国南方，人们甚至侵袭了铁路，堵住了火车。农业问题成为社会的首要问
题，促使政府赶快采取措施。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２年，法国农业指导法和补充法案相继出台。欧洲的扩大对法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改善农民生活
的一次绝好机会。戴高乐对农村的相对衰落深感忧虑，他清楚地认识到满足农民的要求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因为农村是“制度的基础，祖国
的依靠”。［①ｇ］建立共同农业市场不仅能为法国过剩农产品找到出路，刺激农业生产，而且可以通过共同支持价格提高法国农产品价格，
保证农民特别是小农的收入，消除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对进一步稳定政局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戴高乐将军虽然对欧共体的某些超国家性质不
感兴趣，但对共同农业政策却十分热情，在重新执政之初，“就立刻接受了共同市场”。［②ｇ］
    在外交方面，法国则力图通过共同农业政策，使欧共体成为自己所希望的西欧联合的实体。法国所希望的欧共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
面，法国希望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在经济上与拥有强大工业的西德相抗衡，从而建立法国在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有专
家认为，“从经济上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质是西德工业与法国农业的联姻”。［③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共同农业政策对法国的重要性。
在战后冷战形势下，戴高乐将军虽然认识到了只有联合西德，建立西欧联合，才能更好地保证西欧各国包括法国的利益，但是，他也从未忘记
建立“伟大的法国”，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夙愿，放弃共同农业政策，让西德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这是戴高乐及其他法国领导人不愿意见到的
。这也是法国政府在１９６０年要求共同农业政策与关税同盟同步进行的原因。另一方面，法国希望欧共体“欧洲化”，而不是“一个依赖美
国和在美国指导下的巨大的大西洋联盟”。［④ｇ］他认为，农业是最能体现国家的特色，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欧洲大厦”特色的一个行业，
因此第五共和国总是把共同农业市场作为反对任何不符合“欧洲概念”的事物的一种防御物。所谓不符合欧洲概念，就是前面提到的“依赖美
国”和受“美国指导”，所以实际上法国是把共同农业政策作为保持欧洲独立，建立“欧洲化的欧共体”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它几次推动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进程，使之免于中途夭折的命运。法国
支持共同农业政策出于３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共同农业政策在经济上可以扩大农产品市场，取代法国殖民地在法国对外输出中的重要地位
，适应经济“国际化”趋势的需求；在政治上可以保护农民利益，稳定政局；在外交方面则能促使欧共体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政治经济实体。
    〔本文作者姜南，１９７０年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工作。〕
    ①ａ  高文·斯特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政策》，见《世界事务年鉴》（Gavin Strang：E．E．C．Agricultural Policy，The Ye
ar Book of WorldAffairs），伦敦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７—５８页。
    ①ｂ  爱德蒙·内维尔—拉尔夫：《欧共体农业政治》（Edmund Neville-Rolfe：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in the European Comm
unity），伦敦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３页。
    ②ｂ  爱德蒙·内维尔—拉尔夫：《欧共体农业政治》，伦敦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０７页。
    ③ｂ  高文·斯特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政策》，见《世界事务年鉴》，伦敦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８页。
    ①ｃ  进口差额是指欧共体各国对到岸价格低于门槛价格的第三国农产品征收的进口税。这笔税款绝大部分纳入共同体财政而不归各国所
有。
    ②ｃ  爱德蒙·内维尔—拉尔夫：《欧共体农业政治》，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７页。
    ③ｃ  爱德蒙·内维尔—拉尔夫：《欧共体农业政治》，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①ｄ  伍贻康等著：《欧洲经济共同体》，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４４页。
    ①ｅ  ②ｅ爱德蒙·内维尔—拉尔夫：《欧共体农业政治》，第２３４、２３８页。
    ②ｅ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１９４４—１９９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８页。
    ①ｆ  《世界报》，１９６４年２月２日—３日，转引自若埃尔·里多等著：《法国与欧共体》，第６１１页。
    ②ｆ  ③ｆ［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９—１９０、２７２页。
    ④ｆ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４９—１５０页。
    ①ｇ  ②ｇ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复兴》，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②ｇ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复兴》，第１６５页。
    ③ｇ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１９４４—１９９２），第５７页。
    ④ｇ  戴高乐在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４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见若埃尔·里名等著：《法国与欧共体》，第６１２—６１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