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84
【原文出处】上海经济研究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18～22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不可分性及其联合生产模型——对经济长波的进一步解释
【 作  者 】石磊/寇宗来
【作者简介】石磊  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 正  文 】
            一、引言
    困扰东亚地区并波及欧美各国的经济波动，引出了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前景的不同预期。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应该作出何种
预期，而在于探讨预期的方法论基础。这是一项更为一般的研究，而不局限于当前的事实本身。
    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此争论已久，但分歧似乎并未减少。此次经济波动再度引出了这一问题，我们倾向
于把问题本身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界域中，讨论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不可分性，进而解释经济长波的形成机理。
    索洛假设在制度外生的条件下，存在线性的生产函数Y=F(K,L)，并进一步假定经济增长存在一个稳态：y=nk/s，即人均产出y由人口自然增
长率n、人均资本量k和储蓄率s决定，而这时Y的增长率由Y=yL可知由n决定。考虑到技术进步，将n改为n+gt即可，gt为技术进步率（索洛，19
70）。诺斯则基于对经济史的研究，力图证明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制度变迁。他重新解释了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强调制度变迁而非技术进步
对产业革命的贡献（诺斯，1981）。他们的解释在各自设定的范围内都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能否这样设定范围。在短期内将制度看成是外生
因素（因而可假定为常量）而不予考虑，并不会太多地影响结论的真实性，但在长期，这个假定就很难成立。如果仅仅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
于制度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贡献，或者将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断然分开，视两者完全无关，这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很难得到可靠
的经验支持。导致索洛和诺斯陷于两种极端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都是倾向于将经济增长当作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从而将经济发展过程中多重
目标和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不适当地简化了。这种简化与人类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我们在本文中对上述观点的可能的改进是：(1)经
济发展是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联合“生产”的结果（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联合“生产”的过程被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2)经
济增长与制度创新在联合“生产”中存在着边际替代的可能；(3)常态经济波动对于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联合“生产”是有利的。
            二、联合“生产”假说及其推演
    在Y=F(K,L)中，考虑到K不过是物化的劳动，可将K和L合并为投入品X，即
        Y=F(X)                                            ①
    同时，制度(I)创新是有成本的，而制度成本亦可以用投入品X来度量，从而
        I=I(X)                                            ②
    X对Y和I的影响也存在边际效率递减的倾向。假设Y和I都是X的单调正值递增凹函数，即具有正的但递减的边际生产率(I>0,F>0,F′(X)>0,
I′(X)>0,F″(X)<0,I″(X)<0)。所以①和②式可写成：
        X[,1]=F[-1](Y)                                      ③
        X[,2]=I[-1](I)                                      ④
    于是有
        X=X[,1]+X[,2]=F[-1](Y)+I[-1](I)=H(Y,I)              ⑤
    至此，我们看到，Y和I都是投入品的联合产品（詹姆斯，1991）。就是说，一定的投入品不但可以加工出一定量的最终产品，还“加工”
出相应的制度（本文主要指经济生产结构）。反言之，不但生产Y这样的有形产品要支付成本，而且“生产”生产结构这样的无形产品也需要支
付成本。
    在非负的定义域内，由⑤式可得：X为Y和I的非负且严格拟凸函数；对于任一定的X[(n)]=H(Y,I)，它表示了Y和I的“产品”转换曲线。图
(1)包含了“产品”转换曲线族中的三条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曲线，对应的X投入量越大，即X[(2)]>X[(1)]>X[(0)]。“产品”转换曲线上的点
的切线斜率，表示不改变投入品时增加I的“生产”必须损失的Y的比例，反之亦是。而由转换曲线的拟凸性可以看出，这种比例是递减的。下
面对⑤式和图(1)作出解释：
    附图{图}
    1.⑤式相当一约束方程，即X在某一时刻为外生变量，无论是K或是L，其效率水平取决于当时的技术知识水平，X曲线也就是此时的生产可
能性曲线，它表示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域内可以利用的资源。经济发展正是X曲线逐步向外扩张的过程。从人类历史的进程看，每一次文明的大进
步都是以人类对资源占有和利用的大量增加为特征的。这种资源，既有劳动，也有土地和资本。由于气象知识和农业技术的积累，许多的原始
部落由游牧转向农耕，因为农耕更有助于开发和利用土地，这不但使得食物(Y)稳定增长，也使人们由游牧转向定居(I)，我们由此看到的是物
质生产与制度创新合而为一的过程。在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使得人们占有的能源大大增加，海盗式贸易使资本增加，
圈地运动使“劳动”增加，这些导致的结果不但是产品的种类丰富，也使旧式小生产结构土崩瓦解。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知识成为一种基础
性的资源，知识存量和流量的增大，将成为经济增长与生产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2.对于给定的X而言，Y与I存在着一定的边际替代关系。在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制度创新，或者超出生产力发展的
需要，就会引起经济有效增长水平下降。如在极“左”年代里，在其他条件不变甚至恶化的条件下追求“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模式，严重损
害了稀缺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这在图(1)中表现为由B点向C点的滑动（后果将证明，存在最佳的经济增长轨迹，并在X[(2)]上，B为最佳点
）。对于D点，问题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不可逆性，当经济处在B点时，对D点只能用机会成本的概念去考虑；因
为制度创新需要成本，D点相对于B点省却了一部分成本，转而生产Y。
    3.在经济向外扩张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表现为同向移动的过程。
    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给出最佳经济发展轨迹。假定社会是由“理性人”组成的（在理论上，我们姑且不考虑人类行为的非理性行为）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个体的效用极大化，进而假定，社会行为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组合体，具有自己的“社会效用函数”，其效用水平由Y和I
决定，并假定其为正则严格拟凹函数。国民收入Y可以理解为人们现时的消费，而生产制度的创新意在生产更多的国民收入，所以，效用函数中
Y和I的边际替代关系可看作当前收入和未来收入的替代关系。所以U=U(Y,I)。由此，最佳经济发展轨迹的问题等价于：
        MaxU=U(Y,I)
        s.t.X=H(Y,I)                                  ⑥
    在式中，对于任意X，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法可以求得：
        U[,y]/U[,x]=H[,y]/H[,I]                        ⑦
    在最佳点上，产品转换曲线X=H(Y,I)与社会效用函数相切，对于产品转换曲线族和社会效用函数曲线族，我们可以由它们的切点得到一条
轨迹，其上任何一点都表示一定量的投入品所带来的极大化社会效用，或者说在其上任意一点，为达到相同的社会效用所用投入品数量极小。
图(2)中的曲线L即是最佳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曲线上方，经济过热；在曲线下方，经济则陷入萧条。
    附图{图}
    附图{图}
            三、对经济长波形成机理的解释
    基于“最佳经济发展轨迹”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解释经济长波的形成机理。
    经济长波概念，首先是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筱原三代平，1983）提出的，他宣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个长达50年左右的
长波周期，并成功地预测到了西方工业国家20年代下降波的出现，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一下降波的低谷。但他没有给出长波存在的原因。此
后，出现了熊彼特的“技术长波论”、罗斯托的“相对价格长波论”、冯丹因的“创新寿命周期长波论”以及所谓的“政治与心理周期长波论
”等（赵涛，1987）。他们各自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方法，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我们认为：长波的形成和存在，乃是由于外部冲击（比
如说技术革新，发现新能源等）使得人类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能力大大增强，即产品转换曲线向外扩张引起的。而这期间又隐含了经济体系的
“惯性”和技术创新的“萧条触发机制”（门茨，1975）。由于惯性，当一个运动物体受到阻力时，它不是立即停下来，而是要继续向前运动
一段距离。同理，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也具有保持原有状态的特性，比如面对过热的经济，政府采取“降温”措施后，过热的状况仍会延续
一段时间。所谓“萧条触发机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科学技术创新时提出的观点，其要旨是技术创新最有可能在经济萧条时发生。他们取得了
许多实证材料，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性。
    在图(2)中，假设经济增长的始点为A，而现在由于某项大的技术创新（如瓦特改进蒸汽机）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由X[,0]跃迁到X[,2]，短
期内制度可能未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新技术的采用，X曲线向外扩张，这使(Y,I)的组合沿着ABC的路线运动，到B点时，与最佳发展轨迹相交。
但此时经济系统的运行不会即刻停止，在经济系统惯性作用下，或者在X[,2]、X[,1]的占有和利用能力的支持下，经济继续沿着AB向上运动。
到C点时，拉动能力已释放殆尽，在没有新技术进入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系统将无法再通过X曲线向外扩张而发展。社会作为一个人格化的复合
体，在开放状态下也会象市场机制一样，产生自我修复、自我矫正的功能。换句话说，只要经济发展偏离最佳轨道，社会将自动产生一种“回
复力”，使经济体系沿着最佳轨道，有节奏、有波动地发展。显然在C点不是最佳，效用增加的空间依然存在，沿X[,2]向下滑动可以增大效用
。而沿着X[,2]向下滑动到D点时，由于惯性的存在，也不会就此停住，而是继续向前滑动到E点。A→B→C→D→E，经济完成了一个长波动周期
。
    从图(2)看出，在X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即A→B→C，要素投入的显性结果是经济增长，而制度创新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人并非
具有居安思危本性，在经济保持增长时，人们会更多地接受现行制度，而这时要大幅度改变制度也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尽管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的财富不均衡分配会引起低收入阶层对某些制度因素的排斥。在由C→D→E的过程中，经济由衰退走向萧条，人们就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
，这就是所谓的“萧条触发”。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制度结构开始大幅调整。而制度创新成本会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率的
下降，到达E点以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基本完成，为新一轮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萧条触发”会同时带来技术创新的内在冲动，使人类对资源的
占有能力由X[,2]跃迁到X[,3]，并开始重复上面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条绕最佳增长轨迹L上下运动的曲线，如图3所示。L是X曲线向外
扩张的结果，所以可以将L理解为时间T的函数。假设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X曲线扩张的速度加快，那么L与T正相关，将L和ABCDEF两条曲
线由图(2)中以Y和I为座标转为Y和T为座标，可以得到图(3)，这恰好是一条相对平稳的波动曲线，可以看成是所谓的经济长波。（注：关于周
期性经济波动对经济发展的激发作用，石磊根据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进程作过更细致的研究，参见《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
    在推导长波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存量Y绝对下降的情况，但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实际经济波动常常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增减，即“
增长波动”（栗树和，1988）。所以对模型应作的改进是，影响经济资源占有量X扩张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一组，并且有先后顺序。在经济沿
AB向上运行的过程中，到达B点后继续受到增大X的冲击；当经济偏离L后，社会效用函数则会偏离最佳轨道。这表明经济体系受到两种力量的影
响，一种是扩张的力量，一种是调整的力量，两股力量的综合，使得经济体系到达C点后并不沿着X[,1]向下调整，而是既有经济增长，又有结
构调整。
    从前面的推导过程可能看出，经济长波的形成乃是由于技术进步（包括知识赋存的调整与增加）的结果，因为技术进步使得人类对资源的
占有能力大为提高。本文在这一问题上所持观点与熊彼特有所相似，但比之更为一般。实际上，只要是能够引起X向外大幅扩张的因素，都可以
引起经济波动，这就不限于技术进步。比如教育投资和受教育范围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劳动者素质提高，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这只会在
较长时期内才能表现出来。
          四、有意思的例证
    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凯歌高奏，相反，日本经济却陷入了深深的泥潭。这同美国调整经济结构有关，果断放弃发展一些不具备长期潜力
的所谓“夕阳产业”，转而支持新兴的“朝阳产业”（假如没有政府行为的引导，调整周期可能更长）。当美国在80年代所做的事情可以用图
(2)上CDE段来表示，其投入品主要用于“生产”制度；而90年代则可以用EF段表示，由于信息技术的加速进步，其产品转换曲线或生产可能性
曲线由X[(1)]扩张到X[(2)]，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经济繁荣。以同样的逻辑判断日本，其80年代的情况可以用图(2)的ABC段来说明，90年代则可
以用CDE段来说明。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国际环境不出现严重恶化，日本在完成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后也将迎来新的经济繁荣。
    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本文原则上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重投入轻创新的增长模式
是不可持久的。按照本文的模型，X的扩张可以是投入品数量的扩张，也可以是投入品质量提高的扩张。在东亚模式中，只用一条腿走路即重数
量轻质量的方式，显然有其天数的缺陷。但本文并不同意克鲁格曼对东亚模式的断然否定，而倾向于认为，任何经济和制度模式，都有其发生
发展的过程，某一时期的危机可能正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东亚国家多年来的市场化努力和企业制度建设，毕竟打下了较好的微观
基础，经过目前的恢复性调整和成长性调整，东亚模式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与东亚模式有所相像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要素
扩张后，目前也到了一个制度结构调整的最为痛苦的阶段。但同样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经历大幅度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调整后，也会进入新
一轮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阶段。
【责任编辑】若谷
【参考文献】
    (1)詹姆斯，M·亨得森：《微观经济理论——数理分析基础》，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
    (2)栗树和、梁天征，1988：《中国经济波动与增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门茨，G.,1975：见库姆斯、沃尔什著《经济学与技术进步》P161，中译本，商务印本馆。
    (4)诺斯，N.,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5)索洛，R.M.,1970：《经济增长理论：一种假说》，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6)石磊，1996：《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7)杨福家，1997：《知识经济》（未公开发行）。复旦大学《十五大文件导读》第七期。
    (8)赵涛，1987：《经济长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