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3-3551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5-18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陈国生/向旭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我国方志的源流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利用
【 正  文 】
    方志是史部之书，是一个行政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的记载。《管子·形势篇》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方志可以资鉴，所
以我国的方志的编纂不仅绵延二千余年，卷帙浩繁，而且倍受政府重视。清代新知县上任必须举行三十二项“莅任新规”，其中第三项便是“
览志书”。一个新任地方官“下车首以郡志相向”，下属为新上司介绍情况，呈送当地方志，这在清代以前就不乏其例。唐代的韩愈、宋代的
寇准、朱熹等等，在任地方官时都曾索求“图经”（即方志），他们“治郡国者，以志为鉴”［（１）］。因此历代政府都提倡修志，由地方
官吏主持编修，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我国方志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已出现“方志”一词，并记述了周朝设有外史等官掌方志。这种官员是以熟悉方志，向天子介
绍地方志所载地理、历史知识为其主要职责的［（２）］。在《左传》中提到过一部早已失传的古地理书——《九丘》，据说是一部“九州之
志”，可见春秋以前，在各地方志基础上就编纂成了一部全国总地志。从汉代以后，各地编纂方志的风气渐兴盛起来，出现了不少山川图记、
州郡地记。与此同时，一些叙述范围包括全国的总地志也先后问世，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编写的《畿服经》，这部书对当时的“州郡及县分
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等均作了详细论述，长达１７０卷［（３）］。另外南齐陆澄编写的《地理书》也多
达１５０卷。“它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４）］。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实在是凤毛鳞角。东汉会稽（今绍兴）人袁康撰
修的《越绝书》和晋代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仅存的两部早期的方志。洪亮吉将《越绝书》和《华阳国志》视为“地志之祖”。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连续二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局面，地方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隋朝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
上的恢复、发展，为各地编写新的方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执政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理，深感有掌握全国土地、物产及其他地理情
况的迫切需要，因此在隋大业年间，曾经“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５）］，明令全国各地普遍进行方志的编纂
，并在此基础上汇编成《诸郡物产土俗记》１３１卷，《区字图志》１２９卷，《诸州图经集》１００卷，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可惜几乎都
失传了。唐代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我国方志的编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方志的编辑益臻普及，内容也更完善，在敦煌发现的《沙
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都督府图经》两个图经残卷，为我们展现了唐代各地所编方志的大致面貌，它们除论述行政机构和区划外，还记载了
该地的河流、堤堰、湖泊、驿道、古城、学校、歌谣等。公元８１３年，唐朝宰相李吉甫向宪宗皇帝献上了一部他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
这部全国总地志对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范围大小、四至八到、土壤山川、厄塞险要、疆域沿革、户口多少、贡赋物产、名胜古迹
等地理知识都一一详加介绍，而且图文并茂，文义简洁，便于阅读和查看。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我国方志中的出色代表。这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
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域山川”等内容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６）］，故而为人们所赞赏。《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把它跟北宋乐史所编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ｍíｎ＠①的《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
》和祝穆的《方舆胜览》等等进行了比较，认为还是《元和郡县志》“体例最善”，它既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发展之大成的代表作，又是一
部具有丰富地学内容的我国方志的楷模。
    方志体例在宋代已大致定型。近人张国淦说“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赋税、物产、乡里、
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不象隋唐以前那样，“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只限于“地图、山川、风土、人
物、物产数种”了［（７）］，其发展定型可由下述三部志书见其大端，一是乐史在北宋时完成的《太平寰宇记》首开方志必列人物、艺文之
例，二是南宋高似孙的《剡录》首立了县志纪年之例，三是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首立了录、图、表、传之例，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认为
这是“体例最佳”的志书［（８）］。这三部志书体例的变化，把《春秋》的编年体和《史记》的纪传体以及由纪传体产生的书志体引入了方
志，促成了方志体例的渐趋完备以至大致定型，意义重大。
    元明清各时代都有《一统志》尤其是清代的《一统志》经过康、乾、嘉三朝三次纂修，每一次都先会集各地所修地方志，使得省有“通志
”，府有“府志”，直隶州、直隶县以及各县均有其志。此外还有专记山川、古迹等的专志。在数量极庞大的方志中，清代所占比重最大。其
次，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方志学的理论应运而生。明末清初，顾炎武将他所总结的修志要旨写入《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在方志学的发展上
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清一代，学者辈出，他们在方志学的领域内著书立说，自立门户，各有
建树。乾嘉之际，章学诚集方志学之大成，建立方志学体系，著有《方志辨体》、《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文，言皆精要、理皆
透辟，实为方志一大泰斗。
    卷帙浩繁的方志，详细记载了我国各地区历史上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仅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人文
地理资料和详尽而系统的历史自然地理材料，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基本面貌及其变迁规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１、方志中所包含的历史自然地理资料
    两千多年来，方志的体例曾经有过几次较为巨大的改革。大要是在记人和记地两方面有过若干参差。两汉时期，记人和记地的泾渭分明，
各自成书。其后逐渐互相羼入，区分亦不甚明晰。到宋代随着地方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地方记录，
于是方志逐渐增加了社会、历史内容，形成了“史志体”内容，从两宋时起，方志兼记人地两方面的流风余韵，历年弥久，迄至清代末年和民
国初年大体上仍然不外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部门。
    相对而论，中国方志关于自然地理的资料比人文地理资料要少，这是方志较弱的一面，但只要认真分析，仍然很好地找到片断或零散的有
用记录，以证明地形的变迁、森林的分布、气候的冷暖等。其中，比较明显的有地震、山崩、河川改道、湖泊演变以及火山和温泉等等。如地
震的频率和强度势必影响城市规划，而方志的祥异、赈恤和杂记中便有地震的编年纪录，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根据方志及其他文献搜集全国的地
震记录。先后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和《历史上之中国地震》两套史料，这些史料就从方志中辑出了许多珍贵资料，引用方志达５６００
余种之多，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为地震的中长期预报和工程建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参考条件。
    方志记载自然地理时，一般首列山川，然后再及其他，所以在方志中还保存着大量有关山川、河川、河口海岸地貌变迁方面的史料，其中
山的变化是不甚显著的，但只要把观察的时间尺度扩大，亦可发现其中的巨变，如周人据以肇始的周原，相当宽广，相当于现在陕西凤翔、岐
山、扶风、武功四个县的大部分，可现在这样大的周原早已不复存在，仅岐山和扶风两县之间的小地区还保存原来的名称，其他部分已经分割
成许多小原，别命新名。一般说来，原都是能够从事农业耕作地区，原的缩小或消失，说明所在地区农田减少。对于一个具体的县邑，我们根
据数百年以来原发生的变化探索共同的具体规律，不仅可以复原其历史变迁过程，而且还能防止和消除这类变化的继续发展。至于水的变化，
那就更为繁杂了。西安附近的沣河，现在只是一条极为普通的河流，但在西周之时却是巨川大河，《诗·大雅·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
维禹之绩”。《书·禹贡》篇数到雍州大川，一样提到这条河流。直到宋代，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还提出沣河的源头阔１５步，其下阔６０
步，水深三尺。方志中有关气候的记载，较河川和地形变迁稍多，在气候子目中，固然有上好的资料，但散见于祥异及赈恤和杂记中的零星记
录，亦同样具有很好的现代地理学的意义，尤其是各地其中若干物种的记载对于古今气候变迁和南北气候差异的研究更富有比较价值。我国从
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就有观察和记录自然灾害的传统，在孔子整理删定的《春秋》一书中，已有不少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这种传统到了《汉
书》就固定下来。《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有《五行志》的正史，从此历代正史多数都把发生的重大灾害记录在各史的《五行志》或其它
相应的名称如《天象志》、《灾异志》等之中。在古代，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关系最重大的显然是水、旱
、雹、虫等直接影响农业的灾害，其中尤以水、旱为甚。所以历代正史和地方志所记录的自然灾害中，水旱灾害往往占了最大的篇幅。根据一
定时期，一定地区水旱灾害发生次数，选用适当的指标就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上的气候湿润状况。如郑斯中通过对上海地区１８７３年到１９
１２年地方志记载，提出湿润指数计算式Ｉ＝（Ｆ×２）／（Ｆ＋Ｄ）（式中Ｉ为湿润指数，Ｆ为某地区某年水灾次数，Ｄ为相应的旱灾效数
）。根据Ｉ值的水大小与今天湿润指数１．１６相比较，Ｉ值较大，气候越湿润。
            ２、方志中所包括的历史经济地理史料
    方志中包括的经济资料远比自然地理丰实。尽管方志对于物产的处理常只胪列名称或品种，一旦汇合所有的方志，即使只列一个名称或品
种，对于全国物产，尤其是物产的分布情况，极有参考价值。因为修志者对于当地物产有无比外人更加清楚，故这些记载便比较可靠。科学研
究部门曾先后依据方志的记载，编成了《四川地矿藏提要索引》、《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中国古今铜矿录》等。当然，多数方志都
较为具体地记述了本地方的物产如动物、植物、土特产工艺品以及工农业的发展历史和生产经验，如嘉靖《龙溪县志》记载近海及山田的灌溉
之法，耨草、佃田和一田二主制，渔乡之民“往往浮家泛宅”，用“机网以取鱼”，手工业有漆器、首饰、绢布、葛布等生产，“商人贸迁，
多以巨舶行海道。”佛山地区《新宁县志》、《东莞县志》、《南海县志》还记述稻谷品种，因地制宜予以安排的情况。许多方志还记载有驰
名中外的水果生产盛况。嘉靖《广东通志》引北京张宗闵《增城荔枝谱》说：“搜境内荔枝得百余种”。元代陈大震的《南海志》进一步详列
荔枝部分品种有“胜玉、状元红、水昌团、金钗子”等共１６种，并说“荔枝佳名多出增城”。
    一个地区的经济变化，在社会演变中较为显著，而且较易为人们所察觉，所以当时记载比较详细，但是各地的经济生产古今都是不同的，
如果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变迁过程归纳总结出来，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了，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变化，哪些变化是合理的，哪些是
不合理的，这对于如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工农业现代化是极有好处的，如山西永淆县利用县志、府志、省志的记载恢复了当代名酒“桑落
酒”。《长治县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潞绸的生产状况。光绪《秀山县志》记述了当地的丹砂、桐油、烟草、石灰的产地，造法和价格。《嘉
定县志》记述了棉花的物种、物性、种植方法及传播情况，《个旧县志》记述了矿产的种类，锡矿的细目、采矿的方法、大锡成色的鉴别等等
，这些记载不仅是研究当地经济地理的好材料，而且对于指导今天的经济建设亦是很有价值的。
            ３、方志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地理史料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是方志中相当重要的项目。文化既有兴盛时期，也有消沉的时期，承平日久，文化就能够兴盛起来，战乱迭起，文化不
仅不能发展，而且还会受到摧残。可见文化的兴盛和消沉，与当地社会的隆亏和经济的盛衰有关，同时与当地人才，尤其是名家硕儒的多少有
很大联系。西汉初年，成都附近，风气还相当闭塞，文翁为蜀郡守，特加讲学，多方提掖，当地文化随即兴盛，据《汉书》的记载，当时“蜀
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汉书》也记载：郑玄以一时大儒讲学于北海、东莱等郡。由于从学者多，致使一方都受其薰陶。一个地区文
化的盛衰既与当地的人才有关，而当地的人才大都见于方志的人物传记。虽然这些传记对于传主的记载只限于个人经历，兼及其所从事的事业
成败。这些都好象是孤立的现象，与其他方面可能无若何关系。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远离社会而单独生存于世，如果把相同时期或长时期的人物
合起来探索，就可以发现若干问题，特别是在方志中选举一门，系记录当地人士的科举功名，颇能反映文风，或人才的盛衰，而此项盛衰流变
，亦有其地理背景，同时也暗示了文化中心的转移。在选举门中最被重视的为进士，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学位，方志中有进士的详细记录，正
可利用进士籍贯分布的变迁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心的分布和变迁。如《清代四川进士籍贯分布研究》一文［（９）］，就是根据方志中的人物
传和选举志来论述各地人才的多少及差异，探索影响当地人才分布的规律。
    许多地方志都记有古地名及其由来。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和明正德《琼台志》，把南海诸岛称为“涨海崎头”。晋裴渊的《广州记》
提到“珊瑚州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康熙《广东通志》引唐段式《酉阳杂俎》记述：“朱崖县内有一岛，居
民甚众，地无井泉，海水特咸。取草木汁饮之。故号木饮州。”广西各种地方志中那些按各少数民族语言以汉字记载下来的山名、村名及其他
地名，许多都是很古老时期流传下来的，沿用至今不变。因此，广西各少数民族虽然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今天人们仍可以
从志书中的这类地名记载，结合其他民族资料去进行研究。
    可见，蕴藏在方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是很丰实的。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７４１３种，１０９１４３
卷，另外台湾省有２３２种，３４８７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有４０００种。我国古代有着历史地理方面的文字记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包括
在方志中。当然有些记载也往往有穿凿附会或夸大事实的情况，很多方志虽列有风土门例，但所载物产大多抄录统部或邻县物产，如《武功志
》所记物产甚少，名类雷同，甚为突出，而乾隆《登封志》物产则抄录群书，不切实际，也无裨实用，其原因大概是《招远续志》所言，修志
者忌惧“朝廷因之而婪索，官吏因是以诛求，绅耆虑征求物产，足以病民，遂讳言之。”这就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时，
不仅要广泛搜罗方志中的历史地理资料，同时对方志史料的真伪进行考证。只有这样，历史地理才能在进一步整理研究方志工作中，更好吸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真正从方志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中挖掘出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发挥历史地理有利于当世的作用。
    （１）  嘉靖《山西通志·序》。
    （２）  《周礼》卷４。
    （３）（４）（５）  《隋书·经籍志》。
    （６）  孙星衍《元和即县图志·序》。
    （７）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
    （８）  孙星衍：重刊《景定建康志》后序。
    （９）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责任编辑  张祥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文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