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2799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105-109
【分 类 号】K21
【分 类 名】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
【 作  者 】吴琦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
【 正  文 】
    关键词  漕运；产生；原因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特有的重要经济制度。
    漕运制度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于秦汉而终于晚清。它是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以封建自然经济为
土壤的封建产儿。本文着重探讨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
        １
    漕运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
    漕运的产生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先秦时期，“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然而，以“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实际上仅仅控制着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褒辽阔的地区，则是处于一种“分土而治”的状态
之下，或是受封之国，或为臣服之邦。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与中央的臣属关系是十分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承担着一种“进贡”的义务，这
种进贡虽然是必须的，但却经常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然形式上统一，但是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与秦汉时期开始的封建
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及至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列国蜂起，天子独尊的地位动摇并逐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
一和进贡也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时期，由于一直没有出现秦汉及其以后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统
治王朝，故而，也就不存在中央对各地区经济的严密、有效控制和统一调配，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所以，漕运
未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当在情理之中。虽然春秋时期，秦国等也曾有过“泛舟之役”［（１）］，但那只是利用水利之便，随需而作、偶而为
之的现象，并非制度化的漕运。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起封建的一统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对韩非子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
来效”［（２）］的中央集权理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使一个广褒的地区开始以统一的新姿态出现，统一的
集权王朝需要巨量的物质（尤其是粮食）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漕运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封建集权政治之下，影响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具体
而言，有下列三个因素：
    首先，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包括皇室）需要巨额粮食供养，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发挥政治效能。集权统治不同于其他政治，其最重要
的就是建立了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庞大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京师，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组织和
驻京军队云集京师，造成了京师物质供应的匮乏，这在秦以前是不可能有的现象。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之外，还必
须要有巨大的各项日常实物开支。此外，居住京城的百姓及其他人员也需要大量的日用物质，这些都关系到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稳定及其政治
效能的正常发挥。解决这一问题，漕运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漕运实际上是封建王朝中枢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无怪乎明季有人大叹
：“天下大命，实系于此！”［（３）］，与此同时，为了支撑王朝“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对付各种内乱外患，完成和巩固统一大
业，也必须具有坚强的物质后盾，以巩固自己的力量，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综观秦汉以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漕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
息息相关，尤其是秦汉以后，这一特征愈加突出。
    第二，庞大的封建军队体系需要供养，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充足的粮食作为后盾。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大多是来自北方
的游牧民族，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地修筑长城，驻守重兵，以防北方强劲势力的南犯，这在集权统治的统一王朝时期均
较为典型。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防御重心长期处于北方的形势。为了适应、稳定这一形势，一方面统治者将政治统治中心设置北方，
形成了绝大部分一统王朝定都北方的格局；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着力于物质供应，保障这一防御体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为此，封建王朝除
在沿边屯田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漕运。
    边军需要大量粮饷，各地驻军与大小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粮饷，所以，军用粮草是维持军队生存和保证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秦汉开始，军
用粮草主要通过漕运等手段来转输。楚汉之争，萧何功居第一，其中粮草供应及时是最大的功劳，所谓“（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４）］。《汉书·张良传》记载了张良对京师所在之关中的评论：“夫关中，左＠①ｘｉāｏ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
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
府之国。”此段言论，实则反映了漕运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委输”即是指军粮之转运，粮草的运输，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时间、规模、进程，
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甚至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王莽时期，因对匈奴用兵而大“转兵谷”，致使朝野大哗，天下骚动。足见漕运确是朝廷
的重大事件。
    战争需要粮草，庞大的驻军需要粮草，漕运随着封建王朝军事行动的频繁和军队的扩充，日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不断发展。
    第三，为了遏制社会不安定因素，赈济灾荒，封建王朝需要征集、储备和转输大量粮食。古代社会，灾荒对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
区间的联系又不甚紧密的农耕社会，往往成为严峻的考验。封建社会初期，各地区都在中央集权的统辖范围之内，凡事都关系到统一政府的稳
定与否，处理得好，国家兴旺发达，处理不好，则会成为破坏社会机体的重要因素。所以，救荒便成为封建王朝安定社会、实施社会管理的重
要职能。
    秦汉时期，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经常性地遇到水、旱、虫、严霜、冰雹、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发
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减缓灾荒对于社会机体的破坏，封建朝廷十分重视组织高效率的救荒运输。救荒运输有两个重要
的环节，一是备荒，一是运输。备荒，封建社会初期的统治者，主要采取了仓储的形式，故而，粮食储运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以秦汉时
期仓储系统的代表－－敖仓为例。敖仓在秦王朝时，便进行了长时期的经营。楚汉相争期间，刘、项曾于敖仓激烈争夺，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
的社会大变动中，“据敖仓”成为各个武装集团争夺中原、取得战略优势的重要条件和目标，由此可见敖仓的重要战略地位。而敖仓，原本就
有“开仓”赈济“流亡”的社会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敖仓粮食的进与出，主要是通过漕运完成的。如西汉时期，漕运路线是由敖仓西向
，经由位于“渭纳”即河渭“水会”之外的漕运中转站京师仓，转入渭河或漕渠，以赈济各地。故此，漕运是封建王朝赈济灾荒、稳定社会的
重要手段。
        ２
    漕运属于经济的范畴，其产生除与集权政治紧密相联外，与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也密不可分。
    秦汉时期，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一统的帝国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商品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层次，各
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与联系尚未系统化与整体化，因而，国内区域性的地方市场尚不完善，全国性市场不具备出现的条件。
    汉代以降，尽管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为活跃，长安以及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都是著名的大都市，但是，这些多为区域性
的货物集散地和手工业基地，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市场。这其中，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粮食集散地，因而，更不存在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京师长
安虽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它并不是全国粮食的集散中心，全国范围内也无这样一个中心可以仰赖。在这种情况下，封建朝廷
显然无法通过市场，购置足以维护朝廷正常运转的粮食及其他物质。当然，这与中国封建社会伊始，统治者便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有一定的
关系，此不赘述。
    既然封建王朝从市场上购置所需的粮食等物质完全没有可能，那么，只有立足小农经济，依靠对农民的赋税征收。
    单家独户、男耕女织的小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以降，集体生产渐次向个体生产过渡，发展到秦汉，
确立了“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５）］的小家庭耕作制的主导地位。一个家庭内，“男子力耕”、“女子纺绩”，“一夫不耕，或受之
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６）］。这种男耕女织，以织助耕的封闭自足机制的农户，成为构筑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个细胞；这一经济形
态，构成古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小农经济支撑着沉重的集权王朝，滋养着庞大的官僚群体。
    小农的特质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封建王朝攫取财富的主要对象。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生产的基本目的，即实行以粮食
生产为中心的经营，这种小农经济分散，孤立。生产要素的分散组合，使社会长期难以形成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的社会组织和集团。个体小农
对强大的集权机构只能是屈从。然而，相对奴隶社会而言，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土地及其主人的依附关系相对松弛，因此，对拥有独立经济的农
民进行封建剥削，需要有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需要有政治统治权力作保证。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正是这种权力的保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小农对于封建王朝具有这样几方面的有利因素：分散，难以形成强大的抗拒力量；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可以提供源
源不断的粮食；长期附着在土地上，可以随时征用。基于这些因素，集权政治统治是有效的，小农成为赋税与徭役的双重负担者，成为封建国
家的生存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盛衰确实与小农经济的荣枯密切相关。
    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赋役之源，小农经济的特性为朝廷以漕运等方式征赋于民提供了条件。正由于如此，封建国家往往不乏扶助小农的
政策，以保护其赋税之源和维持封建统治的稳定，如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以及生产上的种种措施。所以，集权政治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是促成
漕运出现的最根本的历史动因。
    然而，小农个体经济分布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到底以何种方式征集千万个小农手中的粮食，这恐怕是初期封建王朝颇费心机的一个问题
。
    古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交通十分落后，对于物质的运送，主要是肩担畜驮或车船运输。然而，小量的物质运送或短距离运输
，尚可通过人、畜等完成，但是，大量的、远距离的物质运输，便难以如此了，尤其是象粮食运输，既量大，而且每年必须征运。这就决定了
封建王朝对各地粮食的征集运输形式，必定是漕运，即通过水路运用船只对粮食加以转输，漕运具有负载量大、利用水道、节省劳力等优点。
        ３
    漕运必须依赖水道才能进行。良好的水道运输系统是漕运产生与发展的必要客观条件。
    在我国历史上，水运是交通运输的主干，封建国家向民间征集的粮食和财物，都要通过水道加以转运和调配。所以，封建集权国家建立之
后，河道的开凿和疏浚倍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尤其是对漕粮的运输，被视为一项专业运输，它直接关系到封建王
朝的盛衰兴亡。
    封建王朝对水道的重视，首先是着眼于自然水道。
    秦统一全国以后，出现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难以直接联系的矛盾。我们知道，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咸阳，经济中心却在定陶，如何将二者
联系起来，在当时既经济又省力的便是水道运输。咸阳位于渭水岸上，定陶位于济水岸上，由渭水可以进入黄河，由黄河则可以通达济水。秦
统治者首先在荥阳附近建立起前文述及的规模宏大的敖仓。敖仓地处古鸿沟与济水由黄河分流出来的水口上，可汇聚由鸿沟与济水运来的粮食
，然后，由黄河、渭河转输至咸阳。秦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沟通其两大中心。
    秦时赖以依存的农业发达区域是当时位居东部的临淄、济泗之间的地区、鸿沟流域以及江淮二水的下游地区。秦王朝从这些地区征集的粮
食和其他物质，皆沿着鸿沟、邗沟、济水、黄河等水道，运往关中。这些便利的水道，为最初漕运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进入汉代，随着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扩大，朝廷对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迫使汉统治者改进漕运粮食的条件，即加强对水道网的开凿、
整理和疏浚；与此同时，不断扩展的水道系统，又极大地促进了漕运的发展。
    汉代，水道系统的发展成就主要有：
    开凿漕渠。汉初，山东各地的漕粮转运至潼关附近，因渭水水道弯曲，水浅且多泥沙，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为了便利漕运，以满足京师长
安的需要，汉武帝时，朝廷“发卒数万穿漕渠，三岁而通”［（７）］。漕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并一直通到黄河。山东一带的粮食及物质皆
可由此水道直接运输到长安，大大改善了长安以东的水道交通状况。
    整理鸿沟。鸿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重要漕运水道系统。战国和秦时，朝廷已广泛地加以利用。汉初，由于诸侯割据，影响了鸿沟系统
的漕运功能。汉武帝年间，黄河在濮阳附近决口，使鸿沟的一部分遭到破坏。由于鸿沟的几条水道是人工开凿的，河床原本不深，故黄河水中
的泥沙淤积于此，导致运道湮塞，整个水运系统几近瘫痪。东汉明帝时期，朝廷组织力量治理鸿沟故道，这一措施不仅使鸿沟系统的面貌得到
改观，黄河水患也因此得到治理。这之后，鸿沟水系实则只剩汲水一支，被称为汴渠。汉王朝的这次水道整治工作，史称“河汴分流”，对于
中国漕运之功极大。
    护理汴渠。东汉都城建于洛阳，故而非常重视对汴渠的护理，其中，主要是防止黄河水冲入汴渠，维持汴渠的良性状态，保证漕运的正常
进行。东汉顺帝年间，汉王朝从汴口以东一直到淮口，沿岸皆积石为堰，彻底加以防护，名曰“金堤”。
    开凿阳渠。东汉，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朝廷着手治理京师以南的洛水，并开凿新的人工运河，以便使漕粮的运输从汴渠入黄河，再由洛口
溯洛水到洛阳。然而，洛水的水量十分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武二十四年，大司空张纯在洛阳城南开凿阳渠，史载：“上穿阳渠，引洛
水为漕，百姓得其利”［（８）］。渠成，漕船由汴渠入黄河，由黄河溯阳渠，抵洛阳，漕粮输入常满仓。
    修整邗沟。邗沟开凿于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时期，一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东汉顺帝年间，朝廷鉴于邗沟故道由江都入射阳湖
后，湖宽风急，漕船常有淹没之患，于是派陈敏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水，避免了射阳湖的水患，给
漕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维护灵渠。秦始皇时，秦王朝还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这一措施，沟通了湘、漓二水，联系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成为中原
和岭南之间唯一的水上交通的要道。
    此外，秦汉时期，封建王朝还开展了其他的一些治水活动，如凿褒斜道、凿砥柱等。这些活动虽然成效不大，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秦汉
两代对于漕运水道的开凿和治理是不遗余力的。秦汉时期建立起来的水道运输系统，不仅为秦汉漕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封建社会初期漕运
的生成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奠定了后世漕运的水道基础。所以，秦汉的水道系统为漕运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必要
条件，是漕运产生的又一重要历史动因。
    （１）  《左传》僖公十三年。
    （２）  《韩非子》卷２。
    （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１２９《川渎六》。
    （４）  《汉书·萧何传》。
    （５）  （６）《汉书·食货志》。
    （７）  《汉书·沟洫志》。
    （８）  《后汉书·张纯传》。
                                              责任编辑  沈继成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肴加没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