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405
【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11
【原刊页号】34-35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治平
【复印期号】199602
【 标  题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
    ——评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文化史观
【 正  文 】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将文化视为制约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把近代史归结为中西文化冲
突史。有人据此论人评事，提出新说；有人追溯往昔，试图从上古文化、原典精神之中破译出近代历史发展的密码。据说这种方法避免了以往
从浅层次即从经济角度研究历史的局限，突破了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误区，是一种深层次的历史研究法。
    从文化的角度去探寻历史、加强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值得提倡。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指导研
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看法，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影响、制约着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
任何研究者不管他承认与否，其史学研究都是以一定的历史观为指导的，这里只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别、正确和错误之分。把文化视为近代历史
发展的终极因素，就其历史观而言，是明显地以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这种历史观的支配下，研究者在认识、解释近代历史时，就往往
带有了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把文化抽象化，对于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字面的、文本的解释和阐发。既然是文化决定了历史的发展，那么在研究历史时，也就无需
对产生各种历史现象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加以探寻，似乎这种抽象化的文化，就已为推翻旧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例如，由于太平天国吸收、利用了西方的基督教，于是就有人指责洪秀全及他所领导的为生存而战的中国农民要把中国拉回到黑暗的中世
纪；而打着捍卫儒家文化旗帜镇压起义的曾国藩，则被视为阻止社会倒退的进步势力的代表。至于曾国藩这位“中兴名臣”所捍卫的文化与封
建阶级、专制王朝的关系则不再予以深究。于是，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战争，也就随之变成了西方宗教与儒家传统的对垒。
    还是从这种角度出发，有人对反抗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也予以否定。他们大都比较重视中国多神信仰、敬孔祭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矛盾，以
及北方农民对近代文明的排斥等方面的问题，却往往忽视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激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破产、社会动荡这一基本
事实。其实早已传入中国并在明清之际一度颇为活跃的基督教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只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
的加深，才出现了空前的反洋教斗争，并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这也说明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归结为文化冲突，是非常片面的。
    既然可以用抽象的文化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尺，也就难怪有人要把列强的租界誉为沙漠中的绿洲，视教会和传教士为传播先进文明的使者。
诚然，像电灯、电车、自来水一类近代文明的产物确实多先出现于租界，教会也办了不少学校，并翻译、出版了许多书报，传播了一些近代知
识。但在对这一现象作出评价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兴办文明设施及传播知识的缘由和目的是什么？是服务于侵略还是为了推动
中国的进步？我们不妨以近来被人评价颇高的林乐知和李提摩太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林乐知曾公开主张中国也应如印度一样成为英国的殖民
地，把“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万国公报》第93，94册）。李提摩太则提出英、美、德、日结成经济同
盟，必要时以武力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便维持他们的贸易。而各教会组织对此则须予以充分合作（参看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第175页）。如果对这些事实避而不谈， 仅凭其办学办报就断言林、李“为中国的富强与进步煞费苦心”，显然并不能真正揭示出其苦心
的实质所在。其次，教会办学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知识、启蒙思想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不以教会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所起的作用
，看看大多数中国人在追求近代知识的同时，与奴化教育、精神鸦片做过怎样的斗争。中国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根本前提是什么？是赶走帝国
主义、争得民族的独立，还是任教会发展，租界林立，让“文明的绿洲”遍及全国？中国近代百年史对此已经作了定论。
    第二，用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来衡量一切。有人以西方文化为座标来审视近代史，把闭关锁国看成纯是传统文化的产物；鸦片战争后道光
要师夷长技、进行改革，却终因传统的制约而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因为洋务派的文化观念有致命的弱点；义和团运动的实质是落后的文化
对抗先进的文明。总之，历史发展的最大阻碍是传统文化，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在于能否顺利地“西化”。反之，有人则以传统为本位，认为
近代历程之所以崎岖坎坷，是因为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扫荡并中断了传统文化。上述截然对立的两派有着一个共同点，即二者均把文化视为
左右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因素。
    然而，再抽象的意识也只能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存在，再复杂的文化也必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意识可以作用却无法决定存在，文化
能够影响但不能支配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是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最大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前者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不允许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后者要维持专制统治，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二者对一切要求进步的变
法与革命，总要设法反对并加以扼杀。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这种现实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问题。同样，也正是为维护自身
现实的利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也随时可以超越观念的差别，联手对付来自现实的打击。太平天国起义时清政府的“借师助剿”，辛亥革命
期间，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对孙中山的打击，就是典型的事例。
    再就近代文化本身而言，人们在进行文化选择时，首先考虑的亦是现实的需要，而非某种单一的文化标准。没落的阶级为延续统治，在维
护落后传统的同时，也会从“新学”中找些武器（如法西斯主义）；新兴的力量崛起后，当然更少不了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为之服务，其内容既
有来自于西方的，也有继承于传统的。近代史上的确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或固守传统，但就主流而言，先进的中国人都是力图根据现实的需要，
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来构筑近代文化。如果将这样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硬纳入到一个非此即彼的文化模式之中，结果只能是将历史扭曲。
    以文化思想的演变来诠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并不是今人的最新发明。西方早就有人提出，中国近代史是中西文化冲突史；儒学没有近代的
基因，故中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等观点。近些年，这类观点也影响到了国内。两相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许多“新说”，往往可以在西方和海
外学者的旧著中找出它的雏形，有些根本就是旧论的翻版。
    千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就一直在试图用“天道”、“天理”的兴废，解释王朝历史的兴衰。黑格尔也曾力求以其“绝对精神”阐释历史的
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则没有停留于此，它不仅关注人类文化如何作用于历史，而且透过复杂纷繁的思想文化现象，找出其产生、发展的现实依
据，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分析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正如恩格斯在100 多年前所指出：“旧的
、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
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3页）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指导下写成的历史， 不能不
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因为“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过程脱离的”。（同上书第一卷，第46页）要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就必须在近代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
西”（同上书第一卷，第43页），通过具体而非抽象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展规律，让思维的力量洞穿种种表象，真正达到历史的深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