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86
【原文出处】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3～8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知识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上）
【 作  者 】陈敦贤
【作者简介】陈敦贤，中南财经大学  学报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64
    陈敦贤（1963—），男，湖北蕲春人，中南财经大学副编审，经济学博士。
【内容提要】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也主要来自科技进步和创新形成的比较生产率的
差异。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建立符合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也是
迎接知识时代挑战的必由之路。在创新体系中特别需要突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关 键 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家创新体系/产业结构升级
【 正  文 】
    中国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1254（2000）01—003—06
    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力也主要来自科技进步和创新形成的比较生产率的差异
。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建立科学的创新体系，旨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
动，促进创新活动有效展开，以取得更好的绩效。
            一、知识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
        （一）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知识创新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创新，即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 why）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现代知识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科学研
究活动，研究的主体是国家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等，由这些机构组成的现代的知识创新系统。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科学与技术的联
系与区别。一般来说，“科学”是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探索物质和社会客观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这种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
系是种种知识通过内在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是实践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科学一般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思
维科学之分，也有硬科学与软科学之分。当技术（Technology）一词17世纪在英国出现时，仅指各种应用技艺，即制作工艺和技能。到20世纪
初，技术的涵义逐渐扩大，涉及到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和过程。根据《辞海》的解释，“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
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除操作技能外，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资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
法。也就是说，技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技术遍及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如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决策技术等。有时人们把依赖于自然
科学知识、原理和经验的技术通称为“硬技术”（基本上等同于狭义技术），而把基于社会科学及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而成的边缘科
学知识的技术统称为“软技术”。
    从广义的角度讲，技术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一是物化技术，即物化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中的技术。劳动工具就是科学技
术知识的物化，例如，蒸汽机是力学、热学知识的物化，电脑是电子学、数理逻辑、自动化技术等知识的物化等；二是操作技术，即体现在劳
动技能、工艺流程、操作方法、生活规则等方面的技术；三是管理技术，即通过对生产活动要素进行组合、配置而表现出来的技术。人类技术
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两个基本阶段：一个是经验阶段，一个是科学阶段。人类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产生了技术，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技术
是以经验的形态存在的，靠历代人的经验的积累而逐步充实，发展很缓慢。即使在科学产生以后，科学与技术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了紧密的联
系。在古代，科学知识专属于贵族知识分子，而技术则归制造工匠掌握。到19世纪，技术才逐渐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技术具有
了科学的存在形式。“以前的技术是经总结经验为主的技术。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是基于科学的技术。所以今天的技术创新如
果没有科学的支撑，没有科学方面的突破，要想有真正的、大的技术创新是不可能的……今天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而科学是引擎的
燃料。”[1]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产、技术、 科学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顺序，即生产的发展产生技术，技术的发展又需要并
生产科学，呈现出“生产→技术→科学”的实践格局。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对
生产的先导性地位逐步显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转向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本世纪中叶
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脑、人造卫星、光纤、信息网络等的出现，充分表明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更加直接和紧密，在高科技领域
，往往是一个突破就会带动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而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与发展——技术已成为社会
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准确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点。近现代科学与技术史表明，科学的新发现孕育和
带动技术创新，科学革命往往也是技术革命的基础、动力和先导。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存在相互作用和转化问题，许多科学新发展、新理
论的验证依赖于新技术手段的建立，依赖于重大科学装置和新测量仪器。同时，高新技术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也在不断地提出新的科研课题和挑
战。这样在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呈现了循环，即“科学
    附图{图}
    技术
    附图{图}
    生产”。
    从微观层次看，企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和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的实力与竞争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的激烈市场竞争中
，创新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如果一个企业因循守旧，不图创新，等待它的必然是衰败与危亡。企业的创新表现在：
    第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竞争的焦点之一，谁在技术创新中取得优势，谁就拥有市场优势，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技术创新永远是一个
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存在价值是由它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决定的。没有技术创新的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产品创新。企业的产品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使企业需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革新。也就是必须完成一
次创新向持续创新的过渡，完成单一创新产品向系列创新产品的过渡。例如，微软公司的成功秘决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不仅要满
足市场现有的需求，而且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再如，在汽车制造业中，除了战略重组外，近年来最引入注目的是开发和生产领域的变化，如
同步开发、模块化生产、电脑辅助设计等，生产技术的发展，新型车型从开发到上市只需15个月，而几年前需要45 个月左右， 开发速度提高
了1／3。 通用汽车董事长约翰· 史密斯说：“我们的产品开发周期已从1994年的42个月减少到目前的24个月。而今年，我们计划将周期进一
步缩减为18个月。1999年，我们仅在美国市场就将推出14款新车型。而且从现在起到2005年，通用公司平均每月将推出一款新车。”[2]
    第三，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建立一个高效率、有活力的企业组织系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管理人员
素质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等，要求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以保证组织系统高效运转。例如汽车工业中的巨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20～1921
年陷入困境，公司对组织管理体制进行大胆改革创新，第一次采用了事业部制这一新的组织管理体制，由领导部门负责决策，各级事业部门直
接指挥各级的业务经营活动，事业部下设职能部门参加日常管理。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使当时濒于破产的通用公司走出困境。举这个例子并不
是说事业部制是唯一的最优组织模式，而是要说明企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其组织和管理进行创新。现代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其内
部机构复杂，分支机构众多，没有科学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方法，要实现其灵活运行是不可能的。制度、组织和管理的不断创新是其他创新的保
障。
        （二）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社会单元组成的网络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
为主）、科研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非赢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
训机构、中介机构等。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及相互作用（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
则。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
调国家的创新活动。它强调系统中各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从而经济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新的知识和技术，使一国的创新活动取得更好的
效果。
    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从功能结构上区分，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
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知识传播系统培养和输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高素
质人才，知识应用系统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四个系统既各有分工与侧重，又相互交叉合作，形成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世界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与其制度、传统、文化、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存在着不同的创新模式。由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系统运
行机制不同，创新系统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别。就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而言，创新系统基本上有三种模式：完全竞争模式、纯粹“计划模式”及
混合模式。前两种模式都是理论上的抽象，现实中并不存在。实践中的模式都是两种模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不同的是以哪一种模式为主导。
日本的模式是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强烈干预相结合，美国的模式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础，政府在有限的领域间接干预的模式。至于我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已从“计划模式”向日本式的混合模式靠近，目前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就日本的模式来说，日本通产省发挥重要作用，它的主要责任
是鼓励新投资和引进新技术，并积极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和进行基础性投资，从而使日本产业随着国际市场变化而长期发展最先进技术。与美
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学与产业在进行技术合作方面缺乏有效的连接，而在美国，大学在创新系统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大学与产业的紧密联系
使双方获益，企业资助大学实验室研究，以便于企业得到新的研究成果，这种产业导向的学术研究比研究导向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得到产业界的
持久的资助。美国政府对技术研究有很强的选择性，政府支持的R & D 项目可分为三类：一是基础研究，二是政府需要的项目（特别是服务于
军事目的项目），三是能提高特定产业的商业竞争力项目（因奉行自由经济原则，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主要通过国家
科学基金会资助产业和大学科技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同时政府一些部门如国防部、能源部、卫生部等出于自己工作职能的需要也资助大学从事
基础研究工作。在政府支持的三种类型中，第一类和第三类与第二类相比，所获得的资金较少，1990年用于军事目的研究经费就占了所有经费
的65％，基础研究经费不足17％。近30年来，计算机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进的军事技术的扩
散。[3]
    国家创新体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对创新资源的配置，要引导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的协调展开。李政道先生对这三者的关系有一个
非常形象的比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关系，可以比喻成水与鱼、鱼市场的关系。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
会有鱼市场。”[4]不搞应用和开发研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不搞基础研究，国家将永远落后，这在近几十年的各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了
证明。根据苏开源的研究，发现三类研究的投入比例存在基本稳定的结构，即14∶24∶62，这一结构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动态变化后于80年代
后期形成的，但各国向此结构趋同的途径是各异的。[4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比较注重应用和开发研究，其基础研究不足，但资料表
明，日本的基础、应用、开发研究的经费开支比例，1980年是14.5∶25.4∶60.1，1987年为14.0∶24.3∶61.7，1996年为14.4∶24.4∶61.2，
这表明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比例相当高，且基本是稳定的。李政道先生认为。“日本从20世纪初的发展早期到现在，都是很注重基础研
究的，而且非常成功。日本的科技人才几乎全部在日本接受训练，几乎全部在日本工作，也造就了许多一流人才。如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及化学上的滕井和后来的福井等。”[5] 美国目前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方面的绝对领先，证明了基础研究以
及政府的支持所起的非常重要作用。二战后，美国的基础研究逐步加强，美国三类研究的投入比例，1953年为9∶25∶65，1981年为13∶22∶6
5， 8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稳定在15∶25∶60的水平。上述情况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中，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
够的，必须从长远和整体的视野出发，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现代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基础知识的提供，产业共性技术的提供，技术创新
基础设施的提供。
    基础研究事关国家前途，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古话，尽人皆知。该虑的有些什么呢？应该包括基础研究。我
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 & D投入之比，一般为5％左右，1998年为7％。 这种状况确实令人担忧。由于我国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是世界先进国家之
一，在一般技术方面与世界水平差距甚大。对已经成熟的技术，我们不需要从头做起，亦步亦趋，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部分问题。目前发达
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意味着发达国家向外转移成熟技术的速度加快，我国众多传统产业仍然有接受国外转移技术的较大空间。但只是引
进技术而不能创新，就会长期落后于先进国家，成为其转移成熟技术、外围技术的对象，这意味着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跨国公司通
常利用控股权、特许经营条款等方式，控制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高技术的转移，发展中国家难以利用外商的直接投资得到这类技术。实践证
明，依靠购买买不到先进技术，何况一些国家对技术出口有种种限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志军博士指出，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造成了其对
中国贸易的逆差。90年代以来，美国对我国采取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与美国的科技实力并不相称。由于美国进出口银行不
予支持，像三峡工程、山东日照电厂这样的民用和常规技术项目，美商也不得不退出竞争，这说明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仅限于军用项目和高技
术项目。[6]我国正处在结构升级的转型时期， 面临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两方面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则，选择重点领域和产业扩大引进规模，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进行创新和后续开发
，以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基础研究及其产业化（所谓高新技术是对当代科学技术领域里带有方向性的最新、最先进若
干技术的总称，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同时注重高
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中国是人们公认的世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潜在市场，用市场换技术，我们到底有多少市场可换？只有加强基础研
究这个“源头”，技术才能常新，才能不用老跟在别人的后面，才能逐步摆脱受制于人的状况。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创
新的主体是企业，应由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发育尚不完善，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创新的动力也不足。早在
70年代末期，我们就强调要改变只注重数量扩张，忽视产品质量、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问题，提出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从外延式扩大
再生产为主转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等发展模式。但实际上，增长模式的转换过程进展缓慢，其根源
之一，是在供给不足的环境下，企业感受不到需求和技术创新的压力；相反，巨大的市场需求为规模扩张产生着强大的需求拉力。目前我们基
本上告别了短缺，需求约束初步形成，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压力在逐步增大，这应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可喜的变化之一。只有不断
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地发展。
        （三）中国科技竞争力状况
    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居世界前列，深邃睿智的自然哲理，详细的天文记录，精耕细作的农艺传统，博大精深的中算学、中医药学、乐律
学，众多的科技典籍，丝织、采铜冶铁、陶瓷、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等卓越的发明创造和工程建设，造就了中
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了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大约从14世纪至17世纪中叶起，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滞后于
西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发展。1998年末，我国共有县级以上的国有独立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
校办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研机构19918个；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286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67万人。1998年我国全年科技活动经
费支出总额有1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526亿元，增长9.2％。全年国家基础研究投入37亿元，比上年增长26
％；1998年我国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2.8万项， 其中基础理论成果2500项，应用技术成果2.4万项，软科学成果1500项； 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4700项，获国家奖励的成果543项。 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121989件，授权专利67889件，分别比上年增长6.8％和33
.1％。[7]截至1997年在全国2.4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有46.4％的企业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有5700个企业实行了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5000家企
业建立了技术开发基金，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1.2％。 截至1997年底，已累计实施国家级火炬项目3533项，实现工业产值4091亿元。全
国有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培育1.4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有480家企业产值超过亿元。1981年至1997年， 全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
果43.6万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7.4万项，应用科技成果3.5万项。[8]
    我国虽然在某些科技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地位（如航天技术、核技术、纳米技术、超导等），但总体水平并不理想。中科院在其《知识创新
工程》报告中指出，1996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和企业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数均列世界前4名， 而我国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
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第21位。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1998年《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的数据，1998年我国科学和技术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
13位，比以前年份有较大幅度提高。从构成看，1998年中国科技资本投入的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第35位，科技劳动投入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第2 
位，技术管理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8位，科学环境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7位，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第38位（与1997年的第29位相比，出现比
较大的下降）。[9]我国总体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不强， 一方面与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不尽合理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的科技投入不足和
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有关。
    从微观层次看，近年来世界一些大企业为提高竞争实力，纷纷增加R&D的投入，R&D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根据英国商工部排出
的1997年对研究与开发（R&D）投资最多的全球300 家大企业， 它们为R&D总共的投入2160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8％，是1991年来最大增幅
。其中美国企业占133家，入榜家数最多，欧洲企业次之。R&D投资比重最高的是信息产业和制药业。入榜美国企业1997年用于R&D总花费达970
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17％， 居全球之首。瑞典是欧洲惟一R&D经费增长幅度超过美国的国家，其R&D投资增长 26％，其中以爱立信增长最快
，1997年花费30.59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39％。[10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新的产品和技术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开发
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正是市场竞争体制的优势之一，即使是一些高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行为，也可以通过使科
研成果与产业化过程一体化的方式，鼓励企业进行。以往人们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企业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但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创新之源，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也积极介入
基础研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创建以来，贝尔实验室一直保持着每个工作日推出3项多专利的纪录， 这一成
绩是十分骄人的。贝尔实验室不仅有晶体管、激光、蜂窝电话等改变了信息技术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创造，而且先后产生了11位诺贝尔奖得
主。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的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其既注重基础研究又高度重视产品开发研究是分不开的。朗讯科技将总收入的11％用于基础研
究和产品开发，其中基础研究占1％，产品开发占10％。[11]1997年， 研究与开发的投资总额占销售额比例居全球企业之首的美国孟山都达到
了22％，世界著名企业美国微软、瑞典爱立信该比例分别达到17％和15％，[12]而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1990年
占1.38％，1994年占1.37％，1996年占1.1％，[13]两相比较，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巨大的差距，把我国企业培养成为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和应
用的主体，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