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575
【原文出处】理论与实践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806
【原刊页号】5～7
【分 类 号】D1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199902
【 标  题 】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讲政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威力
    ——南北大抗洪胜利的启示
【 作  者 】王兆铮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经济日报》特约评论员  王兆铮
【 正  文 】
    1998年的南北大抗洪，创造出了中外人士为之叹绝的奇迹。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在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面前，处置得当，
把损失减低到了尽可能的最低限度呢？这个问题的奥秘何在呢？！邓小平同志1986年在视察天津的时候，这样说过：“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
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这就是答案。邓小
平所概括的“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讲政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威力”的这样一条公式，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抗洪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更深刻地
认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三者的有机相互作用的巨大威力。在取得抗洪斗争胜利的基础上，面对着众多的灾后的任务，面对着
跨世纪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更深刻地认识、领会、把握和发扬这些威力。
            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综合国力是我们前进并克服一切困难的基础
    1998年，中国发生了一场特大的南北洪灾。这场特大洪灾的治理，是对党和政府领导水平的考验，是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物质
技术储备的考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考验，也就是一场特殊的对新中国综合力的考验。
    实践证明：面对这场世纪末的考验，中国人民以其意志和品格，以长期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所发展起来的国力为基础，交出了一份惊天地泣
鬼神的完满答案。
    历史的比较是发人深思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完全抵御天灾，然而天灾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和社会抗灾能力的程
度、使灾害破坏程度尽可能地降低的状况，则往往是同哪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国家的实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中国的南方，长江干堤经受八次
洪峰的轮番冲击，大水前顶后涌，连续60多天超警戒水位。这场大洪水同1931年、1954年一样都是全流域的大洪水，但所造成的损失，则要比1
931年、1954年要小得多。
    1931年，8月19日江汉关水位28.28米，开建关以来最高记录，汉口市除少数高地外大多被淹，武昌、汉阳也进水。当时的报刊有“大船若蛙
，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的描写，每日因瘟疫、饥饿、中暑死人过千，积水里飘浮的人畜尸体、垃圾发出了阵阵恶臭。中下游345处
支流堤防漫决，沿江大中城市都被水淹，无一幸免。长江流域死亡14.5万人。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旧中国的执政者是蒋介石的国
民党，这是一个视“内战”高于“防灾”的政权。当时的蒋介石政权正忙于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剿”，历年积
存为数尚不菲的水利经费被用作“剿共”军费，更为一些贪官污吏“分肥”，乃至“已成乌有”。这就使武汉在大水面前只能听天由命。当汉口
被洪水淹没时，蒋介石正由“剿共”大本营的南昌飞往上海为宋氏母丧执绋。蒋介石直到1931年8月28日，也就是洪水已经淹没汉口十一天后才
到汉口，而且在9月1日所发表的《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中，居然说什么“水灾是天然灾侵，非人力所能捍御”，而他，“中正惟有一素志，全
力剿赤，不计其他”。这种置人民于倒悬的腐败反动，就不可能有切实的抗灾行动。而且在灾后也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不能及时救济（这一
年，国民党政府向美国订购的赈灾小麦45万吨，仅相当于粮食损失的9%。）。
    1954年长江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水，8月18日，江汉关最高水位29.73米，为历史最高。由于上游三次分洪，武汉三镇得以保全。水淹和大水
过后的疾病，使3万多人被夺去了生命。1954年的特大洪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发生的，由于建国之初的经济力量薄弱和科学技术手段比较
落后，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1998年8月19日，长江中游唯一的特大城市武汉江汉关水位升至最高29.43米，第6次洪峰连续冲击24小时。22万军民严防死守大堤，洪峰肆
虐无成。在这次大洪水中，长江中下游的大中城市无一被淹。在1998年洪水中所死亡的1千余人，其中90%是由于山洪、泥石流等猝不及防的原因
所造成的。受灾的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方住，没有发生大型的疾病。1998年的长江洪水是百年不遇的，又是在与北方嫩江、
松花江所爆发的百年不遇的超记录的特大洪水同时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和政府把抗洪抢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科学决策、坚强领导，从而
取得了决战决胜的成功。江泽民主席推迟了出国访问，并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赴抗洪第一线指挥。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和日益成为核心
方面的科学技术，在这次抗洪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98年的长江连续出现了8次洪峰，嫩江出现了3次洪峰，历时之长，水位之高，百年罕见
。打好这场硬仗、恶仗、持久仗，人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和百战不殆意志，科学决策，科学指挥，科学调度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支持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中国，才能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顶得住，使社会保持了稳定，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势头，
人民的精神面貌良好振奋。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革命’
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好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
、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在当今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在自然和社会灾害的面
前要顶得住，一是靠制度，二是靠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今年这样南北同时而来的洪灾，不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靠这些年来坚定不移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不是靠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人民积极性、创造性大发扬，从而实现强大起来的国力，是难以应付裕如的。那么多的抗洪材料的投入
，那么多的灾民的抢救，那么多灾民的救济，那么多的抗洪军队的调度，那么多抗洪军民的供应……没有这些年来经济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么
？！
    所以，这一次的抗洪实践，也就成为一次极其生动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教育课，使人民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基本路线，坚决地把改革开
放进一步地推向前进，进一步地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基础上的正确决策
    这次的南北大抗洪，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科学的领导下实现的。当我们取得抗洪的胜利的时候，都深深地为党中央的“三个确保”
、“严防死守”决策的魄力和决心所折服，为这个决策的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所折服，为这个决策而使自然灾害的损失尽可能地减少到了最低限
度的实效所折服。而问题的核心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是来自对汛情的科学估量。
    在这次的南北大抗洪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宏观决策到每一个重大抗洪抢险行动的部
署和实施，从汛情预测到查险排险，从危堤抢险到分蓄洪调度，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科学技术的作用，有着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计算机广域网络、气象卫星通信系统、水上自动测报系统、卫星遥感、卫星定位观测、水下彩色摄像、堤坝隐患电法探测等现代跨学科洪水科
学手段，都在抗洪中得到了应用。
    坚定的勇气来自唯物主义的科学智慧。由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高科技的对水情、雨情、堤情的全面立体监测网，
比较准确及时地把握了江河洪水的脉搏，这就为中央提供了决策的根据。正是根据所提供的信息，中央运筹帷幄，果断决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国客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从1992年起，国家对长江流域信息系统加大了投入，使长江大部分江段都实现了电脑联网。过去靠电报，每6小时传
递一次水文数据，而电脑联网就可以实现电脑系统每一小时，特别情况下每半小时或15分钟就可以会商全流域的雨情、水情、气象。这就可以及
时作出预报和实现临机指挥。
    抗洪中军民的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而这种团结奋斗、顽强拼搏是建立在科学决策的指导之下的，这就使军民顽强拼搏
，成为是注定可以奏效的。面对南北水患，由于有了科学的估量，这就有了中央的心中有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掌握主动权；也就有了广大
军民的顽强拼搏的目标之可以实现。这不是“人有多大胆，水多高也能抗”的唯意志论，而是唯物主义的革命能动论。
    科学技术的功用，再一次地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许多抗洪第一线的军民提出，要为科学技术请功，这是很对的。科学技术在这次抗洪斗争
中的作用，再一深刻启示人们：党中央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重要。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发展第一生产力，对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改革成果和科技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讲政治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成果所积累起来的国力是很有限的；毕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力量和设备也还是
比较弱的。有限的国力和技术力量和不足和设备，能完成这样巨大的任务，发挥如此卓有成效的作用，这离不开讲政治。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时候，这样说过：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因此，我们的人均产值所能起的作用不同于
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所达到的人均产值。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事。在抗洪中，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是难以办到的。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这个功效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讲政治的威力。
    讲到国力，最根本的当然是经济力，但也离不开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
成就，而且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这次抗洪中，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党组织所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和
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人民解放军的中流砥柱作用、社会治安的有效维护、社会风气的净化……，这同我们党的长期的工作，都是分不开的
。
    科技在这次抗洪中所发挥的作用，离不开科技设备，而更重要的是我国科技队伍的良好素质强烈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这支
队伍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党和人民的嘱托。正是他们的强烈的责任感，勇于在科学估量的基础上提出意见，从而避免了许多重大的损失，并
且把现时历史条件下还难以避免的灾害损失尽可能地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由于正确的估量，而使损失得以防范避免或者尽量减少的例子，人们可
以枚举很多很多。正是他们的强烈的责任感，在科技设备不足的条件下，使用人工完成了常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的事情。
    论我们国家的国力，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显然是比发达国家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加上我们讲政治，我们的抗洪救灾的成就
，不仅是比同样遭遇的发展中国家要强，而且不仅毫不逊色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在许多方面要做得比他们还要好。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
干得比资本主义还要好，“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
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四、把万众一心“坚持坚持再坚持”的民族合力发扬到新高度
    列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深有体会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
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225页，黑体字是列宁加的）。这是意味深长
的，是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的反复体会的。
    我们是讲唯物主义的，我们是不能脱离实际而蛮干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具体有限的
。我们已经吃了多少年的“急于求成”的苦头。再也不能干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情了。这一次的大洪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我们
过去那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的惩罚。我们要记取教训。
    但是，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所以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则是在于我们是革命的能动论者。过去的“蠢事”要引以为训，但我们决不能和市
井庸人一样地自怨自艾。过去的都是历史，历史是不讲“如果”，而是讲“已经”的。对于过去的教训，讳言、无视、掩饰，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的。但更重要的是纠正达种“蠢事”所酿成的恶果，特别是要面对已经历史地被提上日程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种恶果已经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时
候，这需要当机立断，果断处置，认真应付。要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决策，有了正确的决策，尤其需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毛泽东曾经这样
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2页）。“再坚持
一下的努力”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表现和要求。正是这样，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估量形势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严防死守”，发
出的“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号召，是实事求是，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的确也是实现了。这个“坚持坚持再坚持”的精神，十分需
要在我们今后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遇到困难的时候，用来激励我们，鞭策我们。
    在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面对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无论是国际上出现的金融风波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国内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解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其深谋远虑的高超智慧和驾驭局势的非凡能力
，都已经作出并将进一步地审时度势地作出决策。这些决策既是正确的，又是需要在执行中排除困难，并忍受一定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要求我
们从讲政治的高度，以抗洪军民的服从大局、服从全局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对于中央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在执行中坚持坚持再坚持，切实保证十
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责任编辑】宋洪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