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559
【原文出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77-84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马以鑫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白话文运动”历史轨迹的重新考察
【 正  文 】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近代历史阶段。有识之士们痛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趋严重；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
自己的短处，这就包括了从“船坚炮利”到“中体西用”的技术，乃至政治体制、文化改革、人才选拔，一直到启蒙大众。
    伴随着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谭嗣同、夏曾佑和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新文体”以及“小说界革命”等等。
    这些涉及文学及文学表达的企求，实际上都已逼近到“白话文”问题。
    中国的语、文不一已经是历来以久。语、文不一，既造成了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分隔，同时，又对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的社会底层，尤其是
劳动者的文字表达造成了障碍、困难与窒息。
    亡国的危险，使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但是，民众的麻木与沉睡，又需要作进一步的唤醒和启蒙。于是，“白话文”的呼唤
也就应运而生了。
    还在1887年，黄遵宪就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要使旧文体“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嘴能通文字之
用”。（黄遵先：《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他还在诗歌写作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当手中所
写的就是口中所说的，其中不需“之乎者也”的转弯抹角，这不就是一种“白话文”了么？
    当时，也果真有一批公开倡导、论述白话文价值及其应用文章，如裘廷梁、陈茶裘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报章宜用浅说》等等，
纷纷鼓吹“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
    一些白话小报也陆续出现。
    还有些人，甚至借鉴外拼音文字，倡导中国文字的拼音化。戊戌孪法领导者之一的王照，创造出60个“官话字母”，用“两拼法”来“专
拼白话”，主张“语言必归一致”。他的这个“官话”，已经是以北京话为标准了。天津的严修、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北洋大臣袁世凯、两
江总督周馥、浙江桐乡的劳乃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王照的拼音字母表示了支持和响应。
    到了本世纪初，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有10多种，如杭州的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北京的杭率斋、彭翼仲等所编；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
《俄事警钟》与《警钟》等，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白话教科书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其中，陈独秀就创办过《安徽俗
话报》，还帮助别人出版《通俗杂志》。
    白话文已经有了势头。不过，那时的白话文，还只是为了通俗易懂、得以普及，而不是主张取消文言文并以白话取代。
    本文旨在钩沉轶事，重新梳理白话文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十分清晰的三个阶段。
            一、胡适的提倡与运动的兴起
    《新青年》创刊以后的语言表达，仍是传统的文言。虽然，它的思想、希冀是崭新的。
    第1卷第3号刊载了谢无量的一首有160 余行的五言长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诗前题为：《已酉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
泊浃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怀不诠理奉寄会嵇山人冀资ｗà＠①噱》）这首诗抒写了在长江上漫游的感受；在表现风格上是比较典型的古典式
，即讲究五言排列、韵脚严正、平仄分明，朗朗上口，也夹杂了不少典故和传闻。
    陈独秀以“记者”的名义在诗后写了一段话：“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
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于此
徵之。”
    就在这首长诗底下，陈独秀撰写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第四号又连载）。其中谈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
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im），……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 ）更进而为自然主义
（Naturalism）”。
    读者张永言写信给陈独秀，询问：“贵杂志第三号论欧洲文艺，谓今日乃自然主义最盛时代，目历举古典主义等用相比较。仆意我国数千
年文学屡有变迁，不如此四主义已居其几？而今后之自然主义当以何法提倡之？贵杂志亦有意提倡此种主义否？”陈独秀明确回答：“吾国文
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新青年·通
信》第1卷第4号）
    这些文字引起了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注意。
    早在1914年，陈独秀在日本东京参加《甲寅》编辑工作时，胡适就有译稿在上面发表。两人遂此相交。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于是在文
字上有了更多的来往。
    1915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号）的“通信”栏内，刊载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说道，“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
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
    胡适对陈独秀以“希世之音”等语来评论谢无量的那首诗表示了不同意见：“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以用典见长
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接着，胡适又尖锐地批评了“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胡适认为，“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
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于是胡适又进一步提出：“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
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终于，胡适提出了“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
    胡适又进一步表示了他的心迹：“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成可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
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安定是非。”
    陈独秀在答复中解释了自己对谢无量诗的赞扬，“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赞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
美来者”。
    对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态度是：“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陈独秀对五、八二
项谈了看法，一是有“画蛇添足”之感，二是与第六项重复。
    胡适的八事主张揭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
    从表面上看，“八事”来源于对谢无量诗及陈独秀评价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八事”酝酿久已。
    关于这段情况，胡适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胡适口述自传》中都作了多多少少的介绍。
    还在美国留学不久，胡适每月收到一份支票。随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
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实际上，这些“口号”可以算作“白话文”了。可是，胡适当时并不习惯于此。
    胡适与他的同学朋友、对汉字语言有研究兴趣的赵元任对此作了探讨。终于，胡适本人对语言也有了兴趣，并作了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
言易于教授》。这时是1915年夏天。胡适致力于语文改革有两年时间，“八事”的提出，也就在这个时候。
    胡适的朋友梅光迪将去哈佛，胡适写了一首送行的打油诗，其中用了十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如爱默生、霍桑、达尔文、拿破仑、达尔文、
牛顿、爱迪生、培根等等。胡适的另一位朋友任鸿隽（叔水）把这些外国名字连缀起来，也做了一首打油诗，说“文学今革命，作诗送胡生！
”这倒反过来促使胡适进一步思考“文学革命”的问题了。
    经过深入的探讨，在1916年2、3月之际，胡适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
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同时，胡适也看到，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
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1916年3月，胡适把他的这些想法写信告诉了梅光迪，同时，又写了一些比较完备的对中国文学史有新看法的概念和大纲。
    1916年7月6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比较详尽地写下了他对“文言”、“白话”的提纲挈领式的看法：“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
可敬、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坛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
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另外，还有“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
第一流文学”、“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价值的文学”、“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
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
    胡适很快写出长达近六千字的《文学改良刍议》，分寄予《新青年》和《留美学生季报》，陈独秀随即将它刊载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
。
            二、白话文运动的开始与反响
    《文学改良刍议》一开头就坦陈：“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事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胡适的结论是：“八事主张，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
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胡适突出强调的是，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
    在文章的未尾，陈独秀附了一“识”。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宣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不过，陈独秀
也有所悲哀：“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紧接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的头条文章，就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文章劈头就盛赞：“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文章批评了“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
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
    陈独秀谈到“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接着，陈独秀就讲到了“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文章最后，又一次强调“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文章列举了一连串的欧洲文化名人，又进一步表示
，“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仿佛是为了显示文学革命的方向与实绩，就在刊载《文学革命论》第2卷第6号《新青年》上，又刊载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朋友》
、《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
    这八首诗，是胡适“八事”主张的一个实践，全都是口语入诗，写出了人们日常口头所说的、心中所想的一些话。尤其是那首《孔丘》，
可以说又紧密配合了正方兴未艾的批判孔教的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从白话入手的文学革命，首先在《新青年》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
    也就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读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左右所提倡文学写实主义，一扫亘占浮夸之积习，开中国文学之一大新纪元，
无任钦佩。……足下既不主理想主义，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无物，与理想主义有何分解？仆愚昧无似愈不了解，请左右有以教之。”（
陈丹崖）
    对胡适的“八事”主张，有读者颇不以为然：“足下所列八事，均系消极的，不知有积极的否？此八事条条精锐，良能发人猛省。惟第六
第七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款确有矫枉过正之弊。”（第3卷第2号，李濂堂）有些读者又从其它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文学倘不革命，即
中国科学亦永远无发达之日。以中国现在之文学，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然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愿先生今后之论
调，当稍趋于积极的建设一方面。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便言文渐相一致，如何如何而后可以使中国文学开新纪元。”这个读者对文学革命还作了
很好的设想：“仆以为处今日而言，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双方并进，盖国人之道德既趋于诚实之途，则对于种种花言巧语自认于道德有亏，
必力避之人人有些自觉心，则文学革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矣。”（第3卷第3号，张护兰）
    有读者坦率承认，对文学革命持“折衷”立场，如第3卷第3号上：“对于胡先生之说，既不敢取绝对的服从，则有折衷之论在乎。”这位
读者具体提出：“小学生则授之以普通之应用文字，文理与白话二者可精酌而并取。中等以上之学者，则取纯一的文理，而示以深遂精奥之所
在。”（余元＠②）有意思的是，就在该信前面，又有北京大学理科学生提出“偏激和中庸”的说法，认为“中庸美德也。然使中庸不能成事
，则中庸为无用矣。偏激，恶德也。然使偏激能成事，则偏激为有功矣。”（胡哲谋）还有人提出：“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
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第2卷第4号，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元学、常乃惠）
    不少读者来信，对文学革命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许多设想，如有人提出“当先普行俗语。益中国文字繁难极矣，以其事者尽毕生之力，始克
有成……惟用俗语，庶足以挽回斯弊。”（第3卷第4号，易明）俗语进入文学，白话表现文学的观点，受到读者的广泛注意，第4卷第2号上有
读者称：“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固为吾人之所公认；”“惟其为文之性质不同，故其用字之范围广狭，亦宜因之有
所区别。”（沈兼士）
    曾翻译过外国小说100多种的林琴南（纾）不满于白话文的倡导，写出《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古文的妙处，在于“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胡适抓住他文中的一句“方姚卒不之踣”，认为“不合文法，可谓‘不通’”。胡适幽默地称：这就是“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
弊也”。（第3卷第3号）
    《新青年》第3卷第4号，又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词》四首：《采桑子·江上雪》、《生查子》、《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
俄万岁”》。白话诗、词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文言诗、词一次巨大的冲击。诗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词也为正宗，当这两样东西都能以白话来表达
时，应该说，白话在文学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从内容上说，值得注意的是《沁园春·“新俄万岁”》。这是胡适听到俄国“二月革命”消息以后欣然写下的。序中说，“俄京革命时，
报记其事有云，‘俄京之大学学生杂众兵中巷战，其蓝帽乌衣，易识别也。’吾喜其语，因为作词……”“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
囚拘流徒，挫折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
    这首词，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在胡适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道路上都应一记。可惜，各种著作都缺乏介绍。现抄录如下：
    客子何思，冻雪春冰，北国名都，有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
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
，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白话词”畅晓明白，使人一读就懂，这正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成果。
    但是，除了《新青年》杂志较为热闹外，白话文在社会上还未引起反响和重视。于是，又一场活动在酝酿之中。
            三、钱玄同与刘半农：白话文运动的推进者
    问题还得从钱玄同谈起。钱玄同原是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曾师事章太炎，研究小学。当胡适、陈独秀倡导“白话文”运动刚兴起时，
钱玄同正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当时的北大国文系还受着旧文学的偏见控制，黄侃教骈文，提倡学《文选》；姚永朴教散文，宣传“桐城派
”。两“派”都主张封建文学及其思想，可又相互攻讦，在北京大学也搞得风风雨雨。
    就在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通信”上，钱玄同有一封信，其中说道，对胡适之的文学刍议“极为佩服”
。信中直斥“选学妖孽、相诚谬种”。信中说，这帮人“见此文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陈独秀在回信中十分高兴地表示：“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从也。”
    《新青年》第3卷第1号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长达三千五百余字的信，专门谈了他对白话文的看法。
    第3卷第2号的《新青年·读者论坛》上发表了桐城方孝狱的《我之改良文学观》。针对胡、陈两人“皆欲以西洋文学之美点输入我国”，
而提出中国、欧洲文学的三大差异：“（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三）中国
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方孝狱提出了“美文”说，即“诗文戏曲小说及文学批评等是也；”而“记载之文、史家用之，告语之文，官府用之，是皆应用之作，以
辞达意尽为，极不必以美观施之也”。这样，从白话文倡导以来，就有了一种有理论色彩的折衷论调。
    对“白话文为将来文学正宗”的说法，方孝狱认为“实为不易”，理由有三：“（一）国境内无外种之杂人也”；“（二）无新学术之发
明也”；“（三）文人言复古也。文之行远者，必其通于民之至广者”。
    方孝狱的结论是：“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他的方针就是，今天就实行“白话为各种
文字”，“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的边上附了几句很简炼的话，认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
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陈独秀不无感慨地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高明以为如何？”
    北京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刘半农在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表示“绝端”“同意”“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
义、及钱君所指旧学各种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的这篇文章谈了散文、韵文的“改良”采用白话外，还具体谈到了文章写作中的“分段”、“句逗与符号”以及“
圈点”三个方面。可以说，这已经是后来采用的新式标点符合的雏形。
    不久，钱玄同发表《论注音字母》（第4卷第1号）。文章从“1913年的春天，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会里公议注音字母三九个”谈起
，排出一份注音字母表，这篇文章以连载分两次刊登。可以说，该文是从汉语如何注音，以及如何有别于中国古代的“拼音”和借鉴西方“拼
音”来创造新式的“注音字母”。
    钱玄同的这篇文章，意味着古代汉语如何进入现代汉语，或者也可以说是表明白话文运动进入实质性的建树阶段。
    应该提及的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拼音字母还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沿海地区及内地，用方言字母来翻译、介绍传播《圣经》。
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借鉴日本五十假名及欧洲拼音字母，试图创造中国汉语拼音字母。其中，有影响的并获成功的并不多。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
政府教育部，曾于1913年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制定出39个注音字母。
    在此期间，钱玄同又倡导“Esperanto”，即世界语，认为广为推行以后，与世界各国的书信，交谈与阅读都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好处。
    也有人提出，既然有新的文学、新的语言，就应有“新字典”（4卷2号，“通信”：沈兼士致钱玄同）钱玄同对“句读符号”也提出新的
设想（同前，通信）。
    在这期间，钱玄同等又提出过“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的想法；陈独秀也说过“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这些偏激、浮澡的想法受到争议与反对。
    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的“读者论坛”发表《文言合一草议》，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代名词全用白话
”、“介词位词全用白话”、“感叹词宜全取白话”、“助词全取白话”等等十条建议。傅斯年又在新出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怎样做白
话文》一文，强调“白话文必须根据我们说的活语言；”“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需要。”以后
，傅斯年又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再次强调“拼音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的齐一，发达，推展；更可以帮助我们的国语完全
脱离文言的羁绊”，他也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新潮》第3号）。
    如果说，白话文运动由胡适倡导、陈独秀张扬的话，那么，钱玄同与刘半农就是具体改革的推行者。从第3卷第3号至第4 卷的《新青年》
，主要就是他们俩人的实践性的主张。相对而言，陈独秀偶尔流露的是担心；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等文只是以往观点的延续。
    终于，钱玄同、刘半农策划了一场“双簧戏”，即以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写出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大肆咒骂文学革命，而刘半农再
予以驳斥。两信题为“文学革命的反响”合并发表在《新青年》第4 卷第3号上。
    对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力度大大加强了。在《新青年》第4 卷第4号上，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今”》、新诗一
组即胡适、沈尹默、林损、刘半农的《新婚杂诗五首》、《雪》、《苦——乐——美——丑》、《灵魂》及《学徒苦》等。引人注目的是，在
“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及附陈独秀答书与胡适跋语、孙国璋的《论Espeanto》及附钱玄同与陶履慕的答书及胡适
跋语、林玉堂的《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及附钱玄同答书。
    “王敬轩”文章引起了读者中不同的反响。第4卷第6号有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辨
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国应又是乎？”也有人认为
，“半农君复王敬轩的信，则尤为狂妄……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何哉？……亦足见记者度量之隘矣。”（5卷1号，戴主一）
    讨论规模日益扩大，也越来越吸引人。有人提出“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5卷2号，朱经白）；有人说：“用白话可做好诗，白话又何
偿不可做好诗呢？”（同上，任鸿隽）；有人提出，不能用“纯白话”、文学语言可分为“应用的、美术的两种。”（5卷3号，慕楼）也有人
主张古文、白话“是否可以相容并存？”（5卷5号，张效敏）。
    也有些人对维护白话文提出一些具体建议。4卷5号上有人称：“改革的起点，当在大学。大学里招考的时候，当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
或者先从理工两科改起，文科暂缓），那么中等学校是自然要注重白话文了。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有革新的动机，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
那岂不是如‘顺风行舟’很便利的法子么？”（盛兆雄）
    还有读者希望“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得清楚。骂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本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
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5卷3号，Y.Z.）
    整个白话文运动中，并没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封建卫道士公开出来反对。直到“王敬轩”信发表以后一年之久，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中
作出过不小贡献的林纾（琴南），在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 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明确表示反对白话文。
    此说一出，舆论哗然。白话文的倡导者们纷纷磨拳擦掌予以驳斥。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为白话。白话文运动势不可挡。从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就出现400多种，全部采用白话文
。
    《每周评论》（1918.12）、《国民》（1919.1）、《新潮》（1919.1）、《晨报副刊》（1919.2改组的第十版）、《湘江评论》（1919.
7）、《星期评论》（1919.6）、《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6.16）、《建设》（1919.8）、《少年中国》（1919.7）、《星期日
》（1919.7）、《新生活》（1919.8）、《曙光》（1919.11）、《新社会》（1919.11）、《人道》（1920.8）、《觉悟》（1920.1）、《解
放与改造》（1919.9）……相继问世，它们一方面宣传新思想，同时主张白话文，采用白话文。
    1919年11月，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向当时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第二年春天，教育部通令采
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至此，新式标点符号以法令形式公布与施行。
    1920年，教育部又正式通令全国，从当年秋季开始，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当时还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原用的文言文老教材，从今以后一律废除。小学三年级的老教材限用到民国十年（1921），四年级老教材，
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
    由此，白话文占领了最难改动的教材。
    白话文终于取得了胜利。
                  ※  ※  ※  ※  ※  ※  ※
    纵观波澜壮阔的这场运动，我们深深感到白话文成果的来之不易。虽然，运动中的某些观点、某些主义、某些主张并不科学、甚至可笑，
但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去除成见，给予历史人物适当的评价与地位，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口加温字的右半部。
      ＠②原字为氵加睿。
                                    （责任编辑  胡范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