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3-1596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 作  者 】唐海华/于晓虹
【 正  文 】
    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讨会于2
001年5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十几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专家以及海外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分别来自政治学、国际政治
、公共行政、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共向会议提交了十多篇论文。与会代表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及一般问题”、“政治经济学方法
的应用”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挑战”三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间的争论显示了当前中国学界在引入并应用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所取得的
进展以及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将政治学与经济学融合起来的趋势。在这一政治经
济学复兴的潮流中，多学科的交叉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IPE）和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
oliticalEconomy，简称CPE）等新兴学科。与会代表对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背景和理论作了梳理。
    南开大学的王正毅教授认为，IPE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变动息息相关，这些形势的变化可以总结为四件大事：美元浮动、美
日贸易摩擦、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以及加拿大1974年设立“外国投资审查局”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这些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现象引发
了国际关系学界对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王教授认为，传统国际政治学中无论是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都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分离
，主张国家间政治关系决定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状况与战后的冷战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因而相应地强调与冷战相关的
战略—安全问题（“高端政治”），而国际经济问题则被看作是无关宏旨或服从于政治性宏旨的“低端政治”。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国家主义取向、过于强调军事—安全的思维、以及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研究取向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新生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重视非国家行为主体，主张国家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部分，相互间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其中一些可以直接在跨国范围内发挥
功能作用；它关注国家与市场的联系，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源及其对于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研究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以及
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因此，IPE研究打破了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四个界限：一是“高政治”与“低政治”的界限；二是国家与市场
的界限；三是权力与财富的界限；四是国际与国内的界限。
    有代表指出，IPE在发展的初期是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提出的，它涉及国家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诸领域问题，实际上是
围绕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分析。IPE并非特指一种特殊的方法或理论的应用，而是指某个特定领域、某些特
殊问题。目前IPE研究中主要采取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模型。也有学者认为，理性选择模型的引入使国际政治经
济学研究得到了一种可以在单一的理论模式下将政治与经济问题作同一性处理的方法。同时，这种方法还强调研究程序的形式化特征和研究结论
的可计量化和可验证性，从而使得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规范、精要和抽象的特点。
    与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流派。王正毅认为，这些不同的学派其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翻版和修正。
他区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三种不同的传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五大理论：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在此传统上发展出相互依存论和霸权稳定论；一
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说根源于此；另一种是古典重商主义传统，它的继承者是IPE研究中的国家主义理论。
    关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指出，在政治学领域中相对发展滞后的国际政治学以其对于世界
局势变迁和当代发展潮流的敏锐感觉和学理认知，率先关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
主流倾向形成了非同小可的震撼，促成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张教授从正在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辨识出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侧重
理论概括和创新理论，另一是侧重方法论创新。他指出，比较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时间和地点的敏感性，并不追求曾经在比较政治学中那种力图
建立超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普适性理论模式，它也特别强调相对宏观的分析单位的意义。就IPE和CPE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关系，张教授认为，两者
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学术分工”：国际政治经济学集中研究和讨论全球背景下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而比较政治经济学
则主要考量和探究一国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关联。
    二、理性选择模型的利弊——政治学与经济学间的对话
    经过长期的学科独立发展，政治学与经济学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理论体系。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的诸多
学科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重新强调制度作用的思潮，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反思“行为主义”革命的不足中，开始回归传统政治学对制
度的推崇，经济学也突破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制度的这种共同兴趣驱动了双方重新融合的趋势，使
得新政治经济学逐渐开始形成。然而，眼下这种融合更主要是以经济学扩张自己的边界，向政治学传统研究腹地进行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方式来实现的。公共选择理论正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而形成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支理论。较之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模型具有前设简明、逻辑性强、解释力诱人等优势。于是，理性选择模型成为了目前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各种问题
的研究上。然而问题在于，理性选择模型在普遍化的应用中究竟有多大的效度和可行性？普遍性边界究竟有多宽？新政治经济学在理性选择模型
的帮助下能走多远？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于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学的贡献，北大袁瑞军博士认为，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成本—收益模式出发分析政治现象，开辟了与传统
政治学不同的视角。相对于行为主义，它对政治学进行了更高程度地量化，用数学方法建构模型进行演绎，使政治学“硬科学化”。袁博士认为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如运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论证政府失败的理论、中位投票者定理、寻租理论等。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有代表认为，对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假定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可能在统一的理
论模式和方法的指导下分析政治与经济问题。同时，这种方法强调研究程序的形式化特征和研究结论的可计量化和可验证性，使得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具有规范、精要和抽象的特点。正是基于类似的判断，有代表明确表示将理性选择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并非是赶时髦，而
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景跃进副教授认为，应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主要基于三个假定。首先，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易，因此可以用交易成
本等概念工具来分析政治活动；其次，政治活动的参与者本质上也是“经济人”，因此可以将“经济人”假设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政治领域；再次
，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如委托—代理结构对分析二者都适用。但他指出，政治生活中不仅有水平性的交易活动，也有垂
直性的权力（支配）现象。问题是这些垂直性的权力现象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交易化”处理？又有多少现象是不能进行交易化处置的？显然，对
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将直接影响到运用经济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的范围和边界，以及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程度。倘若经济学囿于方法论的
局限在解释非交易现象上力有未逮，需要政治学的理论解释，那么如何对待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边界？政治学与经济学又应该怎样进行交流？
有代表认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从科斯开始标准化并经张五常泛化处理的“交易”概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现象。政治活动并非都是交易性
的，比如革命。他认为在“交易性政治”之外，还存在“掠夺性政治”，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解释政治中许多不同于经济的现象。
    时殷弘教授从理论形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研究在西方学术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马克思更是将政治、经济与
社会全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自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只强调权力(power)，以及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开始
分裂，一直到20世纪出现了“学科化”的弊病。由此导致的弊病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将某学科的单一理论进行无限度的推广应用，而导致了理
论的形式主义化。就理性选择模式而言，其形式主义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理论棱角过于显山露水，二是其概念、模式生硬晦涩。这种形式主
义的抽象导致了理性选择模式在实证研究上的阙失，“理性化”的后果是将现实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
治现象五光十色，很难被单一理论模型化。
    北大袁瑞军博士在评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时认为，“经济人”假设过于狭窄，不能概括人的所有行为动因。同时，“数学方法”具有局限
性，不能充分说明革命、投票这类政治行为，如塔洛克在应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革命行为时，便显得力不从心。北大刘海波博士在评论立宪经济
学时指出，立宪层次的制度选择是不能用狭隘的理性选择理论去衡量的，因为理性选择理论所假定的“理性人”的偏好是既定的，“理性人”总
是处于效用最大化的不断计算中，而布坎南认为，立宪层次上由于制度尚阙失，因此个人的成本、收益是不确定的，个人只能主观地感知效用，
其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尚未规定。此时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经济”，个人的理性表现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动机，而不存在具体的计算。因此，理
性选择理论可以应用在制度已经确定的执行层次上来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布坎南坚决反对将之用来衡量立宪层次上制度选择的效率，后者只
能用“一致同意”来衡量。（注：参见唐寿宁，《布坎南立宪经济学述评》，载《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公共论丛vol.6），三联书店2000年
。）
    美国科盖特大学的郝雨凡教授认为，自然科学与经济学都可以定义为科学，一些人为了使政治学科学化，而极力使政治学向经济学、数学靠
近，仿佛只有如此政治学才能科学化。但实际上，政治学不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政治现象具有多变的性质，比自然、经济现象更为
复杂，不可能全部量化。
    总的来说，大多与会代表认为，政治现象不能简单用交易和效用等概念、理论来解释。在物质利益的交换活动之外，政治生活中还存在权力
的控制与被控制、合法性认可、政治仪式、典礼和神话等复杂的现象。它们与其说遵循的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交换逻辑”(Logic of Exchange)
，不如说遵循的是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合适逻辑”(Logic ofAppropriateness)。人类除了有利益动机以外，还有追求社会承认的动机。综观
理性选择模型的长短，或许正如著名学者福山判断的那样，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学大致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80%，而余下的20%必须用政
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理论来弥补解释。（注：（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山出版社，1998年。）因此，新
政治经济学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能停留在目前仅仅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整合不同学科的状况，还必须借助政治学的理论范式来解释经济与
政治中共同的一些问题。这要求加强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双向交流。
    如果说政治学家对理性选择模式的反思基点主要是政治现象的特性，与会的经济学者则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周业安博士认为，
新制度经济学在将制度内生化处理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仍然继承了用理性模型来分析制度（这被看作是新、旧制度主
义区别之所在），其发展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大致而言，新制度经济学沿着两条思路展开，其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传统，该传统的
研究方法是先提出假设，然后设置基本前提并构造模型进行推理。该学派认为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一模型能否解释现实。其
二是科斯传统，其与弗里德曼方法的最大区别在于要求假设必须符合现实，因为科斯等人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就是可实
证性；但科斯仍然在实证中运用了理性选择模型。然而，周业安博士认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
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有鉴于此，威廉姆森没有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提
出了“契约人”的替代概念。威廉姆森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他所建立的交
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而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注：其实，诺斯在制度研究中也初步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解释因素来对
理性选择模型进行修补。但无论威廉姆森或诺斯都尚未真正将两者弥合。）
    周业安认为，制度经济学研究已经出现分化，主流的新制度分析因引入理性选择模型而新古典化，非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更多地采用小样本研
究方法，两者在价值观、方法论和人性假设上存在差别。针对现实制度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两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因此，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近二十年已经悄悄转移，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寻求与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并越来越依赖早期的奥地利传统。周
业安博士认为，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已走入困境。国内一些研究者主观地认为国外不同流派在方法论上存在楚
河汉界，忽视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这种折衷的努力。他们以为，主流的制度分析就是依托理性选择模型的新制度分析，其确定性特征是完全的
个人主义方法论、当事人理性预期和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框架和局部均衡观等。由于非正式制度所治理的交易无法标准化、模型化，因而他们
倾向于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简单的两分法。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正式制
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个整体，正式制度嵌入在非正式制度中。周业安认为，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
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
    三、西方理论的译介与本土化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众多学术学派一样，最先兴起于西方。作为一个“舶来品”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译介新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重要
文献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几位代表考察了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流布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几个特点：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方
面的研究成果，这很可能忽视一些未得奖者的重要成果；西方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对于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不同著作不同学派间的
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系统地梳理；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美国公共选择政治学领域的多种新学派和社会选择学派长期
无人问津，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的政治学部分也较少得到关注。他指出，这种情形造成的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在做
相关研究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
本质不同，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简单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许多学者作了长期努力并且很有成果。他认为，了解政治领域的公
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传统，译介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也有学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所谓的“西著东译”其实只是“美著东译”。国内学界在介绍新政治经济学成果时明显存在偏颇之处，即对欧
洲现状关注不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勇进教授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内了解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学派，而对英国、欧洲大陆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的有何区别却不甚了解。这就不能全面、系统地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状况。总的说来，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国内新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味太浓。
    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同时，如何将它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是与会代表关心的又一个问题。张勇进教授问道，我们究竟为
什么要学习西方理论？是否因为“新”就要介绍？毛寿龙教授认为，“本土化”是否应该有意为之，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中国人穿西装不
消说也会是中国人。他发现，在本土化研究上，对新制度经济学做的工作很多，而对公共选择理论则几近于无。经济学与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差异
既与现实中经济改革空间大变化多，而政治改革空间小变化少有关；也与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关。政治学的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本土化研究需要
加强。袁瑞军博士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应用到中国来的时候，存在一个制度尚不适应的问题。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往往与西方特定的政治制度联
系在一起，其中的选民投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与中国的现实制度不同。
    四、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给传统理论带来了许多冲击，它提供了一个将政治与经济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崭新视角和思路。新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
了许多一般理论上的成就，将这些一般理论具体应用到各个问题领域中去，不仅可以检验新理论本身的效度，推进它的发展，而且也能给传统问
题带来前所未有的洞见，深化该问题的理论研究。本次研讨会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应用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代表们提交了多篇应用性的论文，也
在讨论中联系到具体问题进行探讨。这些论文和讨论的质量都有相当高的水平，问题领域涉及很广。
    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探讨了IPE方法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运用。在剖析传统的政治经济分离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提出
了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四个理论假设：(1)一体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其中政治动因、政治家的推动和民族国家的作
用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自愿性、平等性和主权让渡性，其核心是国家主权的自愿让渡。(3)国家主权的让渡是一个长期
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化和法律化是实现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4)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
体化，而是政治经济一体化交织并进、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见解，认为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经济一体化超前，而政
治一体化滞后的问题。实质上，两者是相互协调发展的。
    美国丹佛大学博士生陈牧民将政治经济学与传统安全结合起来研究，评述了国际安全研究的现状，指出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对国际安全的研究都包含经济因素的考察，双方争论的分歧点在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增长会不会增加国际冲突的机会？他认为，经济全球
化的到来，将更加促使国际安全研究与政治经济学逐渐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的唐寿宁博士则应用立宪经济学的理论具体研究了金融领域的制度选择，指出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是与规则的选择
相关的，而风险则是规则选定之后的不确定性。因此，市场不仅仅对应于执行层次，市场之下亦有立宪性行为。这一研究实际上纠正了布坎南似
乎只看到市场中的私人选择面对的是确定性的谬误，弥补了布坎南忽视市场内的制度选择的缺陷。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在自由发言中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以企业上市为例，指出中国企业上市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
批，程序烦琐，费事费力。因此，要使中国的经济具有竞争力，就必须改革政府管理的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戴锋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组织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加入国际组织与否以及国际组织对投票规则的
设计都是成本—收益衡量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活动量因为成本—收益问题会随着成员国数目的增加而减少；国际组织内部官僚机构的
官僚习气更见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田野则采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国际制度的需求，他分析了国际制度与国家间关系中信息费用、权利界定
费用、监督制裁费用的内涵，界定了国家间关系中的交易费用，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于晓虹和李姿姿对中国社团特有的官民二重性进行了制度分析，她们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具体剖析了
北京市海淀区个私协会，认为市场交易费用的高昂导致了分散的个人生成联合结社意愿，而在社团的自组织成本高于官方组织成本之下，中国社
团形成了半官半民的特有属性。由此，借用交易费用的概念说明了中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缘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叶平生以吴江市七都镇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为个案研究，描述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如何从地方政府的“中间
扩散型”制度变迁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在这一案例中，他说明了地方政府是如何从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中退出，而乡镇企业
家又是如何逐渐扮演“第一行动集团”角色的，从经验层面上进一步补充论证了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论”假说。（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杨瑞龙曾提出了中国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说”，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中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
三个阶段。他以江苏省昆山市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经验论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转变，但尚未具体证实“需求
诱致型”制度变迁。参见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1期；杨瑞
龙，《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案例分析》，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五、小结
    本次研讨会始终是在一种自由、严肃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的。来自不同学科的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感受了跨学科交流的多维碰撞与
相互启发，并获得了一些初步的共识，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铺砖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本次研讨会涉及的议题在国内
尚未展开过充分的讨论，同时新政治经济学在各学科中的进展水平、层次与取向均有所不同，与会代表在一些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上亦有不同
认知，因此研讨会的兴奋点比较分散，而且由于时间的原因，代表之间就某些问题的交流尚不深入，许多有挑战性的问题也缺乏很好的回应。
    综观整个会议，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借用社会学的话语来说，这次“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学术研讨会召开，多个学
科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探讨新政治经济学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