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3926
【原文出处】行政与人事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4-7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郭先春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中国体育界旧人事制度打开缺口
【 正  文 】
    ３月底的沈阳，仍无绿意。面蒙纱巾的女人和竖起衣领的男人在尘土飞扬中寻常地走过辽宁省体育馆，没人去注意那与整个馆体相比显得
非常渺小、上书“欢迎参加全国体育人才交流大会的代表”字样的横幅，没人觉得与平时有什么不同。
    他们不知道，以这个敦敦实实的老式体育馆为震源，一场前所未有的强烈地震正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这里发出的震波，非但撼动了整个
中国体育界，更撼动了中国体育长期以来固有的陈旧制度的根基，在中国体育事业大步前进的直接障碍——僵化的人事制度这堵大墙上震出了
第一个缺口。
    也许几十年后，站在中国体育发展的未来阶段，回首今日，在沈阳召开的“首届全国体育人才信息交流大会”会被视作一座里程碑，一个
新时代的开端，因为，从本质上看，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体育界开始以真正务实的眼光审视自己长期以来遵循的这一整套制度，并决
心理直气壮地否定旧制度中一切不适应新形势的东西。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人才流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已小具规模，唯独在体育界，由于成绩辉煌而一度拒绝改革之风光顾的这个角落，僵化
的机制和落后的思想长期以来却严重地束缚着人才的合理流动。
    全国各地都有人才市场，没有一个人才市场不热闹。在一般的情况下，你想跳槽，又有人要，事情应该就成了。但在体育界，改换门庭却
绝非如此轻易。
    女子仰泳世界冠军贺慈红的例子最为典型。她本是浙江游泳队队员，由于种种原因，运动成绩长时间停滞不前，被浙江省游泳教练认为已
无前途，基本已被划归“可淘汰队员”之列。广州军区游泳队的王林教练偏偏看中了这名已经“废了”的小姑娘，千方百计把她要到广州，鼓
励她、帮助她，以自己的独特训练方法加以锤炼，竟练出个“世界女子仰泳之王”！从东亚运动会到七届全国运动会到世界游泳锦标赛，贺慈
红摘金折桂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一时间功成名就。但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便陷入苦恼中。因为浙江马上来要人了。他们称贺慈红生在浙
江、长在浙江，启蒙在浙江，初期训练在浙江，出了成绩也应属于浙江。广州军区当然不愿意，于是，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战。国家体
委作为仲裁者，一度以“成绩一家一半，运动员关系待定”为解决办法，尽管贺慈红一再声称，她的成绩应归广州军区，她再也不愿意回浙江
。三年多时间里，贺慈红顶着“单位待定”的名份转战国内赛场，自称“像没家的孤儿一样”，直到不久前，国家体委才最终决定将她“判”
给广州军区，了结了这桩悬案。
    社会上愈来愈强调个体化，单位及国家对个人的约束日益削弱，个人可以给自己做主。但在体育界，特别是中国体育界，强调集体化、抑
制个体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中国的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培养的，他的一切是组织给的，他至少也应将他的忠诚或者说他自己前途的选择权
交给组织，即使这有时意味着耽误自己。体育界多数人士，全部的官员现在仍然这么想。因此在体育界，交流之权捏在组织手中，个人往往干
着急也使不上劲。
    “树挪死，人挪活”，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人才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总体看来，我国竞技体育人才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全国１２亿人口，优秀运动队编制仅在１５０００人左右，而且人才配置很不平衡，
部分地区存在体育人才过剩，而大部分地区则是人才严重短缺。象辽宁，目前中国体坛“霸主”，经过几代体育工作者多年奋斗，已形成宝塔
式的最佳人才培养、输送结构，基础非常雄厚，仅铁岭市便有业余运动员３０００余人。但是，能代表辽宁出战全国乃至洲际赛事的高水平运
动员毕竟是少数，体育人才培养、输送过程中极高的淘汰率意味着大多数运动员无法获得充分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而在体育发展较落后的省
、区，象青海、西藏、新疆，体育人才匮乏，在南方某些省区，尽管经济发达、设施完备、技术力量雄厚，却苦于没有好苗子培养。四川女排
近年来成绩持续下滑，行家总结原因之一就是四川女子身高普遍不足，尽管集中全省相对“高妹”，在越来越讲究高度的排球场上，还是无法
与绝对高度上占有优势的北方球队抗衡。四川省体委官员眼见在沈阳、大连等地，高个姑娘“遍地都是”，不由大为感叹，若有几个有一定训
练基础的高个姑娘能到四川去，由我们调教几年，四川女排何愁不能重振雄风？
    但在目前以行政区划为基本竞赛单位的中国体坛，各省、市、自治区间存在着运动成绩的竞争，由此形成的地域封锁、划地为牢、老死不
相往来，成了阻挡体育人才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一方面，人才过剩的省、市形成体育人才积压、浪费，宁愿让过剩人才在本省“烂掉”也不
放行，害怕会助长兄弟省市运动实力，影响自己运动成绩，另一方面，人才匮乏的省、自治区更加难以发展，由此形成中国体育格局的不合理
状况，强的太强，弱的太弱。没有竞争，也就难以为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应有的动力。
    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实际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刹那的辉煌，在成长过程中有着太高的淘汰率，即使登上巅峰，运动生涯也是相
当短暂的，可以说也是在吃“青春饭”，对他们来说，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比赛，二是交流。但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有到世界
大赛中为国争光的机会，不知有多少风华正茂的运动员心中的目标只是在大赛沙场上亮相。象辽宁的柔道项目，水平在国内数一流，它派出前
三名选手，在国内赛事中可确保得到满意的成绩，那么在省内排名第伺、第五的选手，虽然也有很高水平，但由于参赛名额限制，便往往只能
在场边观战，这些运动员也许在本省“永无出头之日”，因为总是活在出类拔萃的尖子队员的阴影中，他们要最大限度发挥潜力，实现自己的
价值，只有通过人才交流，转到一个更为广阔、更有发挥余地的天地去。
    不少“海外兵团”选手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象现在香港的齐宝华、陈丹蕾，在国内发展也许永远就是在河北、北京两支省、市队打球，
但转换了一个天地后，充分发掘出自身潜能，两人联手竟组成仅次于中国乒乓女队的世界第二强队。现在新加坡的井俊泓原是上海人，在人才
济济的国内乒坛根本无法立足，已近被淘汰边缘，但换了环境之后，水平大大提高，在第４２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竟然一举击败中国的世界
冠军乔红，令人大跌眼镜。上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前八名中，有六名是中国选手或前中国选手，而如果没有人才流动的话，中国选手也许仍能夺
冠，但终究是那几张老面孔，其他的中国人永无“露脸”的机会。
    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曾与前国际乒联主席荻村开了个玩笑，他说：“我们打算尽可能多地将运动员派往世界各地打球，到时候世乒赛上
前１６名、前３２名都是中国人，你看怎么样？”荻村也风趣地回答道：“那太好了，那对促进世界乒坛水平的提高实在是好事一件！”玩笑
归玩笑，这样的做法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其中道理谁都明白，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嘛！只有提高竞争，才能促进整体水
平的提高，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从大局眼光来看总是不好的。
    中国体育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国内赛事多数项目上很少出现激烈争夺，强弱泾渭分明，这对我国总体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
    实行人才流动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象前面举过的例子，辽宁柔道第四、五名选手，鉴于无法代表本省出战，可以转到其他省市，代表别
家角逐全国赛事，本来他们的水平也许就与本省第二、三名相差无几，加上急于证明自己实力的迫切心情以及新环境带来的自信，最终胜负必
将争夺得非常激烈，这实际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最佳途径之一。
    但在目前僵化的人才管理体制下，各省市是绝不愿意去做这样有利大局却有损本省市利益的事。我把人给你了，反过来把我打败了，该怎
么办？由于在中国体育界，运动成绩是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做这类也许直接影响到自己名次和成绩的事，尽管大家谁
都清楚，这是中国体育尽快赶超世界先进行列的必由之路。
    于是，运动员就被关在家中，门上加锁，断绝他“流动”的可能性，哪怕再大的浪费也心甘情愿，毕竟，“照顾了大局”。
    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官员高沈阳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系列荒唐行为”来比喻中国体坛的这种不良现象。他说：“让人才闲置、
浪费，与资本主义社会将牛奶倒掉都不给人喝，让牛肉烂掉都不给人吃的现象有什么两样？这是中国体育界一个最明显的弊端！”
    就象气压有高低导致风的形成、水位有高低形成洋流一样，人才资源有丰盈与贫瘠之分，人才流动就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由于体制的影响，人才流动不可能通过正式、公开的途径光明正大地进行，那么，由于存在着迫切的需要，“人才黑市”、“人才暗
流”就应运而生了。
    走在广东省二沙头体育训练基地内，随处可听到北方话。人才资源较为贫瘠的广东，早就将引进人才做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一项基础工程来
抓。在１９９３年广东省运会上，共９００多名参赛选手中，有近３００名来自辽宁。对此，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又急又气地说：“他们
把辽宁体育的根都给挖了！”这些运动员全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招去的。
    一名颇有发展前途的山东女子游泳小将，在山东准备将她转入正式编制之前，被广东“挖”走，改了户口、改了名字，摇身一变成了广州
人，替广州出战全国比赛。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未论定。
    辽宁省著名的柔道教练刘永福，被兰州军区私下拉拢，许以副军级待遇，后被辽宁省体委及时发现，才得以避免“省宝”外流。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人才流动的大潮不可阻挡，旧有体制的堤坝终有一天将被冲毁，而在它苦苦支撑之时，无数暗流以及黑市交易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体育人才交流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乱拉体育人才的现象就有了合适其生长的土壤，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各地区、部门之间矛盾，也
人为地浪费了大量的体育运动人才，而在当今的情况下，若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依行政区划、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人才流动也已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建立一个公开的人才交流市场，实行体育人才的合理流动，势在必行。
    １９９４年广岛亚运会期间，饱受人才外流之苦的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向国家体委综合司司长吴寿章提出建议，是否可建立一个公开
的人才交流市场，将混乱无序的人才交流现状作一整顿，同时设立适合于新形势的一整套有关人才交流的规章、制度？这是召开全国体育人才
交流大会的最初构想。
    这正是国家体委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
    可以说，体育人才交流大会是被“逼”出来的，是被人才黑市逼出来的，而且，更多的出发点来自于辽宁省欲控制人才外流的想法，但这
个大会也开得正是时候。
    １３００多名体育健儿被“公开上市”、“挂牌出售”，其中，大会的东道主辽宁，慷慨地推出了７２０名体育人才“待嫁”。
    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许诺将把这次大会办成“骡马大会”式的直接交换人才的市场，但由于害怕造成更大的混乱，大会只成了发布与
接收信息的间接“期货市场”。
    参与交流的运动员本人将不到大会现场，求贤单位可根据国家体委人才库发布的资料以及会场上不停播放的介绍各“上市”运动员详细情
况的录像片来挑选中意的人才。
    全国４２个体育训练单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协议，“敲定买卖”的有５个单位，涉及１０个项目、８０名运动员；达成初步意向
，还有待会后进一步了解、协商的有２４个单位、涉及１９个项目，２９２名运动员。整个交流趋势呈现“由北到南”，“由人才密集型地区
向技术密集型地区”的转移特点。
    大会的成功超出了组织者的预计，辽宁省体委官员王宝胜会前曾说，“能有一家把协议落下就很不错了，”大会结果令他喜出望外。
    但由于筹备工作时间短，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未出台，各单位向大会提供的供交流运动员仍不能使全国各地的需求单位满意。鉴于１９９
７年是全运会年，各地对优秀运动员参与交流持谨慎态度，因此上市交流的优秀运动员数量比较少，技术层次不高，后备人才中优秀的苗子还
是不很多。另外，本次大会由于是初次尝试，交流的程序尚不完善，供求双方只是在会上进行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洽谈，运动员的具体情况，本
人的态度，教练员的意向等难以及时了解，因此影响了成交的数量。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此次大会仍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国家体委综合司司长吴寿章称，通过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体育人才交
流的固定市场及运行机制已基本形成，这为今后进一步拓宽人才流通渠道，不断充实和完善人才交流管理办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做为与大会配套的措施，国家体委将建立全国体育运动人才交流管理信息库，这被人们称作为全国体育人才市场的“信息高速公路”。国
家体委将以本次大会为基础，建立运动员供求信息库，将信息输入计算机，同时各省市也要建立起自己的信息库，将本单位人才供求信息及运
动员具体资料输入计算机，再统一输入到全国体育人才交流信息系统中，国家体委随时向各单位提供信息。今后凡是跨省市进行人才交流的要
通过这一形式，依照规定程序进行。没有“入库”的运动员，不能参与交流，国家将对“入库”的运动员给予保障，坚决制止私下挖人的现象
发生。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疏通，中国体育的巨轮，将扬帆起锚，驶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以这么一句“
气势非凡”的话来为首届全国体育人才信息交流大会收尾。
    这次大会的召开，象征着中国体育有史以来首个有形的、固定的人才交流市场的创立，已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僵化的人才管理机制，不
少人赞同这一观点。但要说中国体育事业可从此迈上新的轨道，以崭新的姿态飞速前进，现在看来还是一过于乐观了一些。
    至少从这次大会中出现的许多现象来看，旧的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仍然在不少地区根深蒂固。
    各单位还是较多地将眼光投向已有一定竞技水平，可在后年八运会上为自己带来切实好处的运动员。
    再看各单位所签协议或意向书，绝大多数属“短期转让”，转让期限的开始日期可能不一，结束日期却清一色为“八运会结束后”。原本
是国内大多数运动员归属纠纷案当事者的广东省和解放军，开始曾被一致看好将成为“大买家”，但到最后，达成意向的人数却远远低于人们
估计，究其原因，不外乎各地推出上市的运动员水平不够高，在八运会上派不上多大用场。
    后年是八运会年，在这么一次衡量各地体育主管机构政绩的“大考”前，没人敢懈怠。也许正因为如此，前来参加体育人才交流大会的不
少地方体委官员，实际上也是带着“刺探军情”，了解八运资格审查政策的目的来的。据悉，辽宁本来打算推出８００多名运动员“上市”，
尽管这已是经过不知几层“筛选”所余下的过剩人才，但出于将“泄密危险减至最小”的考虑，到大会开始时，又拉下了１００多个，那么它
实际推出的７２０名选手，现实价值又有多少？
    山东省体委竞训处处长王英华称，尽管他知道山东省推出的运动员真正好的“外地别想要得到”，但他也非常担心，暴露了自己“过剩人
才”的家底，会帮了那些早想私下“挖角”的人的忙。
    中国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建立起来的全国竞赛机制，实际是人才流动改革的最大绊脚石，有这么种大气候在，这边在打破坚冰，那边可
能就会再次凝结。各地总归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尽管有时这样的受害者只能是中国体育本身。
    “这种机制终将土崩瓦解，代之以各单项协会组织的俱乐部间的赛事，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竞赛体制必将被废弃，全国运动会终将‘寿终
正寝’。”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对此直言不讳。“那才是中国体育的未来，那才是真正与国际接轨，跟上世界的步伐。你能说，迈克尔·
乔丹为哪个州打球？”
    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也称废除行政区划单位制度是“未来趋势”，而且国家体委及各地体委将逐渐向监督体育的单一职能发展，组织职
能将下放给各单项协会，但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情决定了，这种全国竞赛机制还是唯一选择，因为我们的国力还未强大到足以将运动队下放给
俱乐部办而又确保高水平的地步。在目前条件下，以省市地为基础开展专业训练，还是保证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赶超世界水平的唯一选择。“主
要还在于转变思想，这不是开一次会所能解决的。”他说。
    首届全国体育人才交流大会的创立，打破了中国体坛旧的人才管理体制，使人们看到中国体育更深层的问题。决定人才管理体制的是以行
政区划为基本单位的竞赛体制，而决定这种体制的又是国家政府办体育，国家体委统盘抓的本质。我们从前苏联引入的这种模式已沿袭了五十
年，一成不变，甚至连前苏联自己，体委也已不管具体工作，各单项协会、俱乐部、行业体协发展得红红火火，中国体育已取得了相当辉煌的
成就，但要保持这种辉煌，或者欲更加夺目，在这种越来越显出其弊端的制度下，难度很大。
    绝对的否定，简单的废除不是好办法。至于路在何方？还有待广大体育工作者和所有关心中国体育的人们探索。
    改革总是艰难的，但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