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485
【原文出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63～68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907
【 标  题 】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流失问题的可能性分析
【 作  者 】王小军/萧楼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 正  文 】
    任何政治系统要维持、发展或有序化，必须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供给，政治资源的流失或不正当移动会造成系统政治资源短缺，轻者影响政
治系统功能的发挥，重者导致政治系统瘫痪。从资源流动的角度，分析政治资源移动的方向、过程和后果，考察居于中国政治核心地位的中国
共产党，旨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使我党自身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的构成及格局
    根据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为政治资源，包括财富（金钱）、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职
业、知识、信息、能力、投票、立法权、对传播媒体的控制力、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武装威胁、时间等等。行为主体通过对政治资源的利用
，以获取期望的结果。一般地说，可资政党参予政权以维持政治稳定，或推动政治变迁、政治发展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因素都可称为政党的政
治资源。
    但是我国各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及作用，与西方政党具有本质区别，所以必须重新分析厘定。笔者认为，我党的基础政治
资源可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是我党的物质形式即政治组织，包括中央、地方各级党组织及所有党员；其次是我党的精神形式即政治理论或纲领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具体的党建理论；其三是政治理论与政治组织结合推进的动态过程，即执政行为，包括党的一系列路线、
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及实行过程。
    而当将我党放入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去考察，则政治资源又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格局。一、政治理论。我党的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在长达一个世纪在欧洲各国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凝聚而成，又经过中国近代领导人的继承发展从而构建出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由于我党
的历史地位和执政现实，政治理论又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相互融合不可分割，内容日益丰富，进而在党内形成了完整的对周围世界自
身的认知体系和理论依据即意识形态，并通过执掌国家政权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二、组织资源。我党的5800万党员，通过高度严密的组织形
式，形成一个向社会各个层面分布的格局。党内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及数十年运作历史中形成的一整套严密的酝酿、决策、吸纳、表达、规范
、控制机制，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实施。三、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全面控制政治
国家，从而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其主要方式是领导国家权力和行政机关的运行、向国家机关推荐领导人员，对军队的一元化领导等。
    我党正是基于对以上三方面政治资源的全面控制，并维持其不息的自我调适与再生机能，从而在整个国家中保持崇高的威望与不可替代的
领导作用。
            二、我党政治资源流向及原因
    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变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党内富裕群体的产生（徐文秀、1998），执政方式的探索和变更，外部利益集团的压力等种
种因素导致一定程度上政党政治功能的淡化、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以及党内自身组织的少数个体变异等现象，致使一部分政治资源流失。这些
政治资源一定数量的流失后，致使整个政治局面出现令人关切和担忧的倾斜。尽管这些倾斜是初始的、微小的，但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笔者认
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的流失主要是两个途径：
    1.系统内的转移和异化。首先是意识形态导向力弱化。20世纪世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对党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党的
三代领导核心在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及根据历史与现实进行新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
但是在利益格局多元化与个人偏好明朗化的今天，与意识形态的导向力与价值观念的作用力的弱化、社会评价失范、政治观念落后等因素相联
系，已经难以取得以往那种“低耗费一致性”的效果。其次是组织内少数个体的变异。由于利益差距、地位差异、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等，少
数个体的理想信念便可能发生嬗变，其行为当然也会发生变异。从思想作风低劣到违法乱纪再到叛党作恶都有可能因个体变异而得到的显现。
而个体变异是具有扩张性的，它很可能在组织内得到繁衍，只要个体的这类需求变化是持续的。近年违纪案件的持续上升证明了这一点（张阳
升1997）。其三是权力运作失范。权力运作的失范将使国家肌体受到破坏。因为执政党的权力是通过政治国家渗透入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而
变异的权力会通过国家机器聚敛财物、压迫弱小、侵害他人的权利，从而破坏政党对国家的统治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系统内的位移与变异是我党所控政治资源可能流失的最大途径，这个变化具有隐蔽性、浅层性与局部性特征。隐弊性指这些位移与变异往
往被精心伪装不易识别，而一旦发现，后果往往已十分严重；浅层性指由于我党自身强大的排异能力和防范机制，这些变化通常在浅层次就被
清除更生，不会造成深层巨创；局部性是指这些行为一般发生在某个局部，不可能在面上蔓延，容易控制。然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政治资源在党内不正常移动是极具威胁的。
        2.系统外的流向及承受方式
    由于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不可能产生与共产党颉颃的政党及其它政治集团，八个民主党派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予国家政权，政治资
源外流似乎没有承受主体，然而政治资源的外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并可能以特有的方式被承受。
    首先是流向地方利益集团（奥尔森，1982）。所谓地方利益集团指的是与其上一级行政建制相对的、掌握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利益的主体。
政党控制下的国家往往会激发地方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让地方掌握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而地方利益集团会通过内部互诱和积累、扩张等控
制途径，进一步达到地方垄断的目的。执政党与政府的主张被集团抑制在外部，党政组织在集团内部被排挤、扭曲、压制或同化，使整个政治
格局被分解为条块分割的局面。这种被称为“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已困扰我国多年。
    如果说地方利益集团带有“半官方”的色彩的话，那么另一部分政治资源则可能被势力集团所掠夺，所谓势力集团指的是合法掌握较大社
会财富并可能通过非正当途径参予政权和分配利益的团体（党国印，1998 ）。这些势力集团往往分布在基层，通常是私营企业主、 村企合一
的农村领导、宗法家长等。他们可能会通过把持基层选举、贿赂地方官员、抗拒行政命令等方式在政权内培植代言人、用钱权交易来降低生产
经营活动的报酬、阻碍物质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消解基层政权的控制力。
    其他如部分中间组织，灰色社会团体、黑社会组织也有可能侵蚀我党的政治资源。系统外资源流失也有三个特征，即公开性、严重性、广
泛性。政治资源的外流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政党控制的国家财政力较弱（刘仲黎1998），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条块分割”问题，这些都是公
开的、人所共知的；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执政党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调控功能，具有严重性；同时这些问题在全
国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存在，具有广泛性。
            三、我党政治资源流失的影响
    1.破坏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七十多年的斗争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的期望、信任、拥护构成了巨大的
向心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不可动摇的地位和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政治资源不合理流动伴生的组织内某些个体变异、社会凝
聚力下降、政治动员力弱化及政权规范能力退化等现象，将可能会损害我党的政治合法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政权认同意识下降。政
权通常被表述为执政党及其联盟对国家机器的掌握，在我国，它是一个“一主多存”的共同体构造。人民会因否认以上现象、追求新政治价值
与理想状态而降低自己的认同意识。浅层次的政权认同意识下降是政治资源流失后产生质变的先兆。虽然我党对其保持高度注意，然而在政治
浪漫主义倡导下，浅层次的政权认同意识下降也会导致政治冲突。这在我国，教训是深刻的。（二）政治体制变迁不正常。政治体制所包涵的
政治价值规范和权威结构通常要随经济社会变迁作相当的调适，以维护效能、稳定与发展，而政治体制变迁的滞后，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党内部
利益矛盾的凸显和“割据”现象的出现，新的政治价值、规范和被社会认同的政治权威无法进入政治体系内，因现实政治价值的“实然状态”
和“应然状态”的反差太大，从而导致合法性下降。
    2.破坏政党的执政能力。所谓执政就是执掌国家政权，使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得以表达。而我党的执政方式是特殊的，一方面通过重要
立法提案权与重要人事推荐权自上而下推行政治权力，把握政治体系的构造，推动政治体系的运作；另一方面通过基层党组织对基层自治组织
的领导，自下而上同国家政权体系衔接，从而建立全方位的政治体系。而执政的初始合法性是通过党内民主选举和国家权力机关民主选举获得
的。而代表资格问题、代表关系问题、选举表决程度问题等等争议一直对这一初始合法性构成疑问（张惠敏、李申，1998）。一定程度上存在
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软弱、行政规范能力较低、文化整合力不强、宏观经济政策失衡等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政党的执政能力。加上官员的腐化是
公众对执政能力的最大疑虑，直接影响一级政权效能。
    3.动摇政党的阶级基础。首先，我党所控政治资源的移动和变异，直接导致党内富裕群体的产生。这部分党员的经济地位已与其他人拉开
较大距离，党的宗旨原则的一致性将因经济引起的巨大差异而受到挑战。部分政治资源的截流和位移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正常的竞争和契约，原
先牢固的政治联盟关系可能因此发生某种程度松动。工人阶级的一些利益可能因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而被调整了，部分工人的生活状况降
低幅度较大，部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已经减弱，工人阶级内部对这部分人的认同感慢慢淡化。加上社会发展态势日趋复杂，利益关系错综复
杂，党的肌体变异最可能影响我党的阶级基础。
    4.消解政党的意识形态。我党通过执政后确定政经一体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国家
法律相结合，一方面渗透到社会公众中，以作为人们的观念、思想意识、行为规范等具体形态出现，从而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但私有观念的萌
生、共产主义信念的动摇、对政党理论的困惑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一致性。而与部分党外社会成员的个人至
上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形形色色价值观念相契合，从面影响社会风气，从外部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非主流
意识形态往往在政治变迁的特殊环节，在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肆意显现出来，破坏原有的一致性与共识，破坏团结与稳定，进而影响部分立场
不坚定的党员。
            四、防止我党政治资源流失的途径
    我党政治资源流失的整体状况，由于资料和技术等问题尚无法作出整体评论，是故本文采用可能性分析的方式，以资提供一种视角。然而
我党政治资源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必须引起全党高度警觉，设法切断源头，加强整治，防范于未然。
    第一，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党的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规矩非从严不足以正源流，力度非加大不足以护权威。首先必
须强化党建理论建设。党建理论建设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灌输、说教，它要最终在党内建立完善的道德信任和诚恳忠实。新时期的
党建理论无论从规范还是从经验出发都必须紧扣这一终极关怀。所以必须加紧对经典党建理论与邓小平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学习与挖掘，逐步摒
除个别过时结论的束缚，加强在党内培育高度一致的理论热情和认同意识，并积极鼓励党员的理论探索行动和理论教化行动。其次，是加强党
的组织建设。应该加紧对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状况作详实调查，切实评估其内部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等等各
社会群体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等具体情况，以期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同时，在党内建立健全的意愿表达体
系和民主选举程序，逐步在基层实现普选。应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的生活、行为、影响的全方位监督，统一建立定期的评估制度。其三，要加强
党内法制建设。我党是一个按纪律严格组织起来的政党，党员人数众多，组织机构庞大，党内关系十分复杂。将党内关系制度化、法规化，已
成为全党的一致共识（李乐刚，1995；叶笃初、陈绪群，1996）。党章是党内法规中的宪法，是母法，另外还需要大量的子法，以规范党员职
权和职责，确立处理党内事务的方法与原则；其中党内刑法的制订要加快，对党内的经济冒险、政治投机、文化欺骗、人格背叛等行为要作出
更严厉的处分。这是保证党的政治资源在党内不产生移动和变异的根本方法。党的十四大以来已出台了十余个党内法规，已经对党内关系的调
整和规范，特别是对党员的监督与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叶俊东，1998）。
    另一方面，要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一致。我国的法治取向是坚定的，实现依宪、依法治国已经确立为我党的治国方略。但是
任何凝结于历史瞬间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在法治实践过程中进行调整和更新。党员和干部是通过国家机器掌握物质资源的，同时受到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律的双重管辖。在党内法规的制定时应充分考虑两者的协调一致，以体现党内程序的先导作用及国家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作用之间的层次
与一贯性。两者的衔接协调，才能实现对党员从党内到更广阔的社会实践的全程监督。
    第二、要更加完善执政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党的执政方式的部分调整，整个政治体制结构已经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我党从通过掌握政治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物质资源转为通过领导政治国家间接控制社会物质资源，原来的政治高度一体化格局已经打
破；其次，在邓小平“党政分开、党要管党”的理论指引下，已经初步建立党委宏观领导下、大大授权下的高效政府运作机制，渐渐跳出党政
高度一体化的传统。其三是政治调控方式逐步朝分权方向发展，使政治调控与社会调控相结合，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微观调控相结合，从而适
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控制。但是我党政治调控方式的改变也伴生了转型时期的部分领域权力真空现象，致使一些政治资源流失。这种
现象必须得以控制，不能让政治权力与控制社会资源能力以及国家政治体系相脱逸，从而软化国家政权。第一，是作为政治体系运作重要保证
的国家财政相对较弱的状况要改变。90年代分税制实施以来，财政收入还在下滑。究其原因，主要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盲目投资、低
水平重复、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能力闲置造成的浪费与亏损；其次是税制对经济活动的覆盖不够，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有一些纳
税意识及税收征管理方面的问题。加上大量机构增长的侵蚀，津贴、补贴的失控，会议活动开支的增长，公款吃喝、挥霍浪费问题的蔓延都严
重影响国家财政力。必须加快国家财税法制的完善，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旧观念，充分考虑财税法律的严密性与可操作性，加大执法力度，振
兴国家财政，确保这一重大政治资源的质与量。第二是作为国家行政体系主体的公务员队伍建设要加强。人才资源是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资源
。一旦进入行政体系，党员国家公务员与非党国家公务员一样需要进一步分类管理、培训、考核。随着行政事务的多样化、专业化，不能允许
非专业行政人员随意流动，穿插安置，这将导致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极大浪费人力资源。建议以高教机构为依托，定期对国家公务员按机关
工作性质分类进行轮训，实施“终生教育”。按期严格考核，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只有这样，才能使行政体系效率高，成本低，将有效
资源及时集聚并用于社会发展本身。
    第三，加大对非法社会组织与非法行为的打击。首先应加大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整治。国家控制的资源向社会控制发展是一个方向。但一部
分人通过非法手段捞取国家财富，造成了资源流失，造成了分配不公和秩序混乱。据统计从1982年到现在，每天大概有1 亿国资流入个人腰包
（王沪宁，1995）。长此以往，政治体系必然发生资源匮乏。所以，应加快国家司法追偿制度的建立，确保对非法民事、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国
有财产流失进行司法干预，通过诉讼程序追回国有资产。其次加大对地方保护主义者等分利集团的整治（萧功秦，1994）。对这些行为的惩治
，不能只认定其党内违纪责任，而必须从整个国家法治的角度出发，从维护国家的结合力、凝聚力和政令法令畅通出发，予以严惩，不能因其
集团化、人员多、事实认定难而手软。对于势力集团要在完善表达咨询、吸纳、参考体系的同时，加强管理、监督和引导，使其向着认同政治
体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良好方向发展。要严厉打击彻底消灭灰色社会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将毒品、走私、诈骗、卖淫、抢劫、军火犯罪活
动压制在最低程度。
            五、结论
    我党政治资源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整治和规范就会加大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难度，减低社会整合的能力，
更不易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政治行为规范和道德评价体系。对党的政治资源流失的治理必须是全方位的，必须从党内入手，建立严格的党内秩
序，刚化党内法律的制定、执行、遵守与维护各项环节，调整好全党的工作状态；然后进一步通过国家立法确立行政体系的运行规范及党政联
动的运转机制，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加大党政人员违法的查办力度；建立党内、国家、公民与传媒结合的、多层次的监督体系，从而使政治资
源难以非法移动和异化。
    同时，目前党内政治资源的流失是有限度的，没有对党和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转构成威胁，本文的抽象论证不是对政治资源的总体评估，任
何政治激进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夸大事实的激烈言词都不足以消减绝大多数党员对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与认同，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责任编辑】陈立旭
【参考文献】
    1.徐文秀，1998，《论党员带头致富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载《真理的追求》1998年第7期。 文章认为党员带头致富已逐步暴露了局限
性与负面效应，其一是孕育出一个党内“富裕群体”，包括党员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显性富裕户”与一部分无法合理合法解释资产来
源的“显性富裕户”。其二是出现了与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相互矛盾的现象；其三是党内矛盾与腐败问题更趋复杂与尖锐。
    2.张阳升，1997，《通向廉政之路》，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3.奥尔森，1982，《国家的兴衰》，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4.党国印1998，《中国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载《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
    5.刘仲黎，1998，《当前财政形势与振兴国家财政》，载《经济学动态》1998第1期。我国1996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0.9％，加上预算
外基金与收费只有15％，而美国、英、法、马来西亚和印度。为27.4％、42.8％、31.5％、30％和20.2％。
    6.张惠敏、李申，1998，《健全我国人大监督制约制度的框架设计》，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
    7.李乐刚，1995，《什么是及为什么是党内法律》，载《江汉论坛》1995年第12期。
    8.叶笃初、陈绪群，1996，《论完备的党内法律》，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5期。
    9.叶俊东， 1998 ， 《中国“反腐”三部曲》， 载《新华月报》1998年第10期。
    10.王沪宁，1995， 《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与开发政治资源》，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
    11.萧功秦，1994， 《软政权与“分利集团”：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