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6314
【原文出处】中国农史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83～93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 作  者 】王建革
【复印期号】199506
【 标  题 】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
【 正  文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王建革）
    本文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分析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
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
    小农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在形态上的变化和数量上的增减，往往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就目前而言
我国学者的研究多以技术和生产关系为主。但以生态系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传统社会的生产结构和社会性质，早在5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就已
被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广泛地应用了，特别是在人类学和人种学领域内。生态学的应用甚至使一些新的学科得以诞生，如人类生态学(human eco
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等等。尽管我国的部分学者在80年代初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真正的利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分析我国传
统社会变迁过程的还是美国的黄宗智先生，他在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史料基础上，又以前人调查和自己的调查为依据，以生态系统的观点分析了
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近600年来小农经济的变迁过程，尽管这种社会生态的分析只是他对小农经济分析的一部分，其历史阶段也仅限于近
代，但他的研究毕竟为我们以生态系统的观点研究传统中国以小农家庭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了先河。[1]
      一、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
    关于小农的定义很多，现代广泛流行的比较具体的定义是强调其自给自足性或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的特点。Frank Ellis对小农是这样定义
的：
    “小农是农场家庭，从土地中以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取得生活资料，其农场生产主要依赖自己家庭劳动力。他们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经
济体制所支配，也总是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高度的内在完整性”[2]。
    从生态的角度上分析，“从土地中取得生产资料”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从大的生态环境中取得物质流进入小农家庭，土地不但包括农用土地
还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质产品流要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在产品和劳动力上发生关系，“小农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
体制所支配”。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支配小农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的几种形态有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地主和国家政
权。在几种政治体制作用的同时，小农经济还不同程度地与市场发生作用。早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少，而晚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比较多。
    我们把小农在自然的或农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称之为生态交换，在政治体系中或市场体系中的交换称为社会交换，小农生产具有
生态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两重性（见图1）。小农生产总是处于一种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双向的交流过程中，在第一种交换中，小农生产(P)独
立于社会组织系统之外与大自然交流物质，形成一种物质循环流。在后一种交换中小农与社会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一种小农与社会特别是与市
场的产品循环流。小农户一方面是整个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交流的基础，又是社会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交换在各个不同历史过程中，
由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人口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分析方法研
究农业历史的过程。[3]
    （附图  {图}）
    图1  小农户生产(P)与自然(N)和社会(S)的产品交换图[4]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必须分析确定这两个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和物质能量流动的方向和数量。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小农生产(P)首先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
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的层次来讲，我们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干预时，
未对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生态系统，也可称为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
简称NET。当然，这种环境主要是小生产范围所能辐射到的区域内自然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小农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狩猎、采集、捕鱼等。第二
种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部分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形成的，我们称之为被改变了的环境(The transfomcd environment)，从整体上讲，
人们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改变了地表面原来的自然状态下的那种生物组合关系，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人们通过改
变特定的生物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能量、水、氮素营养、矿物营养循环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陆地面积的10%已成为栽培地[5]，可见，
农业的产生和强化已经使整个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也导致了土壤质量的改变，应该指出这种被改变了
的生态系统不单纯地包括作物种植业，还包括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是一种大农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生态系统。
    那么，这种人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保持(Self-maintenancc)、自我修复(Self-re
pair)和自我复制(Self-reproduction)的功能，而被人为改变了的环境，也就是说农业生态环境是一种内在不平衡的系统，需要外在的能量投
入才能维持其平衡，这种外在的能量是人或牵引动物的能量或化石能源。
    如果我们将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简称SET）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小农生产P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三种环境相互作用下的生产单
位。NET和TET可以很容易在空间上进行定位，但SET则不易具体地确定，我们只好将SET总结为小农与外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联系（如赋税、地租
等）和与市场的产品交换联系[6]。
    在确定出P、SET、NET和TET之后，为了分析的必要，应确定出各种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这里我们引入劳动力的概念，以F[0,]表示，主要是
指小农家庭的生存者用以从自然中取得生存资料的物质手段和知识手段。由于劳动力是分别流向两个生态系统的，我们将流向NET的劳动力称为
F[0a,]，流向TET的劳动力称为F[0b,]。在阶级社会里，小农还要向社会系统付出劳动力，我们称之为F[0c,]。在生产中，P得到自然向农户转
移的两个物质流，第一支物质流来自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定义为F[1,]，第二支流来自农业生态系统，定义为F[2,]。小农在获取这两个支流后
，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种是自我消费其中一部分产品，这是维持小农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我们定义为F[a,]，第二种处理是对外与社会发生联
系，我们称之为F[b,]，F[b,]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保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将F[b,]部分流入政府组织或乡村政权系统的物质流称之为F[b1,
]，流入地主的为F[b2,]，流入市场的为F[b3,]，从市场中得到的回流是F[3,]。可得到公式
    （附图  {图}）
    图2  小农户与生态和社会的产品物质交换示意图
    F[0a,]和F[0b,]的付出是保证取得F[1,]和F[2,]的基础。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F[b,]、F[b2,]过高，也就是阶级统治压迫比较强烈
时期，F[a,]和F[b,]的值必然减少，从而也会影响到系统的物质平衡。而F[0,]是在F[a,]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营养学上讲具有一定比例关系，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可以认为F[0,]=F[a,]，从公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在一般条件下，F[1,]+FRD13502[2,]是定值，F[b3,]-F[3,]为市场剥削，
在传统社会里，这部分的数量一般不算太大，因为小农与市场的结合程度较松散。如果小农受到比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剥削，也就是说F[b1,]+F
[b2,]的值较大，而威胁到F[a,]之值时，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说，F[a,]与F[0,]相对应的平衡是整个物质流、能量流平衡
的关键。
      二、物种不平衡与农业起源
    在农业驯化之前的狩猎时代里，农业生态系统或者说受到人类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人们的食物来源直接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人
类的劳动力投入有两种特点，一是比较少，二是面比较广。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狩猎时代，人们为食物所支付出的劳动量远较后期农业
劳动投入量为少，因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7]。人类的狩猎、采集行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所施加
的影响力小，所以不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时期，社会组织系统尚未形成，部落内的各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只是与大自然发生
简单的双向联系，如图3a所示。
    （附图  {图}）
    图3  采猎时代和原始农业时期家庭生产单位P与NET以及TET的联系
    尽管这种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大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人口增长，生态系统中人类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种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地发
生变化，如果人与人所依赖寄生的物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人口的增长肯定会导致寄生物种消失，而寄生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反过来便会
影响人口的数量，所以说在农业发生以前仍存在着人口压力，人与其寄生的物种存在着周期性的交替消长关系。人也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8]。
尽管大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小的影响，但人与生物所形成的系统是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F[0,]与F[1,]都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不稳定的
作用，将农业以前的人口稳定在一个相对稀少的水平上，人类对这种周期性不平衡的适应和进化，便是改变这种人与取食物的简单的寄生关系
，改寄生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也是农业驯化的产生和推广的进程[9]。
      三、农业系统在初期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统一性
    农业生态系统产生以后，定居也逐渐地形成了，这说明人开始在一定固定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产者对环境进行定
期的、经常性的修饰活动增加了，这种被人们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也就逐渐对整个生态环境开始施加影响。这个过程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强和农
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快的。
    在农业刚开始产生时，农业生态系统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狩猎和采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生产所取得的食物只是一
种补充，驯化动植物种类在某个地区内物种数量也只能占很少一部分[10]。如从半坡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可能用之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刀
、石锄、石铲等生产工具占633件，狩猎工具的数量达644件，说明渔猎经济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占很大的比重。[11]尚民杰从青海地区原始
农业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中发现，从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再到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依次增多而狩猎工具依次减少[12]。农业比重的
提高也说明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使人们所接触的村庄周围的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逐渐减少。从图3b中，我们应该认识到TE
T在逐渐扩大，NET在逐渐缩小，F[1,]逐渐减少，F[2,]逐渐增加，与此同时F[0,]的数量也增多，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所引起的人口增加而产生的
。这时期的农业形态是原始农业生产，小农生产单位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土地归部落公有，除了进行一定的公共义务外，小农不向外界社会
政治系统、市场系统或经济剥削系统提供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时期小农不受社会系统的支配。
    农业在一开始时期处于定向采集和刀耕火种阶段，这时期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其他地块的生态环境尚显示不出很大的差别，以长休耕期的刀
耕火种农业为例，除了在1—2年内种植区域内的植被受人们支配控制以外，在其余的长达10—20年的休耕期内，基本上处于自然演化更替状态
，也就是说恢复成自然生态系统。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种植后20年，基本上可以恢复成森林植被，黄土高原气候半干旱，在春秋战国以前
，黄土的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20年左右的休耕期可以对灌木林和草原植被进行恢复，但恢复比较高大的森林植被往往就比较困难了。在刀
耕火种农业期间，南方地区的原始农业基本上不影响生态环境，北方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一些，但也远比后期要小得多。
    由于黄土的易耕性，所以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集约化农业首先在这一区域开展，持续的农业开发以及休耕期的缩短，越来越对这个地区
的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但即使在短期休耕的条件下，杂草植被仍可以定期地对黄土产生覆盖保护作用，相对地延缓黄土的冲蚀。战国以前
，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些黄河水系是清澈的，即使是到了唐朝，渭水仍然清澈。[13]
      四、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影响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
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见表1。
    表1．  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的区别[14]
    （附图  {图}）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
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
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
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
发展[15]。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
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
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
─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话，我们可以象图4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
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话，图4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
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
，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
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
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附图  {图}）
    图4  TET与SET之间的相互作用[16]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TET进行正确的、稳定的政治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
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
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
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
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
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
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
，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
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
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
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
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
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
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
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
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
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
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
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
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17]。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
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
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
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
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18]。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
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
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
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
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19]。
      五、小农在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和社会系统压力下的反应
    尽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远远少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由于小农与市场的联系相对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
费往往也要靠家庭劳动者的直接生产才能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来自NET或TET。所以，种植的多样性从农业一
开始就存在着，热带亚热带刀耕火种区内的农业种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般是随着小农消费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生产行
为在传统社会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 strategy)，这是由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和实用性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的。
但这种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风·七月》所描述的多种种植，可能是在农村公社基础水平
上的多样化生产，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有类似之处。战国以后，生产多样化资源配置方式则完全由小农家庭自己负担。《汉书·食货
志》中记载的多样化种植是“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场”，同时，还大搞庭院经济“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女修蚕织”
，为的是达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
    那么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集约化的加强和农业生态系统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农的种植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认为小农尽
管在作物种植行为上采用那种“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方式，并大面积地种植养地作物。但从总体上的那种农桑并
举、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多样化消费的生产消费结构是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因为由人口增长引起的草荒地的开垦减少
了用以放牧的区域，特别是在休耕期缩短导致连作耕作时犹为如此，汉代北方旱作区的人均耕地只有4—5亩，尽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样化种植
、多种经营的图画，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就足可以说明多样化种植和多样化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欧洲
的小农则不同了，由于长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饲养大牲畜成为可能，代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轮作是在休耕地上种三叶
草(Clover)和芜青(Turnips)为基础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时间和牧草种植时间各占一半，这样不但载
畜量提高了，农业产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说，四程轮作比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态稳定效益，何况黄土高原是干旱区，而
英国是雨量偏多的地区。
    尽管如此，小农户在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产多样化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以最艰辛的劳动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费要求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
收获量。如大豆的种植在汉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推广面积已达到40%[20]。这种作物一方面用来养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
一种相对具有稳定产量的作物，从营养学上讲也可以补充人在常年素食情况下的蛋白质需求。小麦种植对水利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西北水利衰
退之后，小麦种植也相对减少，一般是谷子、高粱与大豆进行轮作、复种。下游地区雨量偏多，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往往使种植多样化得以形成
，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较低时期。如《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作物种植种类与蔬菜种类多达14种。但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
植业结构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种植面积可能越来越少，
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这几类，桑、麻的种植已被棉花所取代，这其中大豆的播种面积在一般的村庄内只有10%左右，高
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许多村庄则高达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麦也在10—20%之间。[21]在北方旱作区域内，如果前期的变化趋势是畜
牧业减少的话，那么后期的变化则是种植结构内的调整，向粗粮化、单一化的种植业结构转变，豆科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种植业结构，
已经完全为高人口压力所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从16世纪
到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67.5次，涝灾约80次；而从9世纪到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
    在北方农业生态系统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的选择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
表2所列的是一种比较普遍采用的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此来应付水灾、旱灾的频繁所带来的
收入的不稳定。某块地上灾害严重，可以从另一块地上得到补偿；粮食作物的欠收可从卖棉花的现金收入上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
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
    表2.  三块地上的同一种二年三熟制度所产生的相对均衡[22]
    （附图  {图}）
    与北方小农不同，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一带的农民在人口压力、经济剥削加重的条件下，则通过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产量的方式来满足消费
的需求，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唐宋以后稻麦轮作的推广和以后双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产生，说明小农生产强化
手段主要集中于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这与北方小农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所持的那种谨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
显的对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发展出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式的农业经营模式。[23]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
社会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协调和循环机制，这当然是由珠江三角洲丰富的水、光热资源所决定的。只有在这种丰富资源的
条件下，人口压力才能推动出这种具有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总观全国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多种
经营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稳定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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