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2965
【原文出处】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65-6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马建堂
【复印期号】199503
【 标  题 】我国当前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考
    ——从通货膨胀与农产品短缺的关系角度考察
【 正  文 】
    （马建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94年的消费物价指数超过20％已成定局，这是由1993年底粮价上涨引发的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政府、经济理论界和实际
工作部门的极大关注。
    现代经济条件下，任何物价上涨确实是一个货币现象，因为价格无非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但是物价上涨绝不只是一个货币现象，
换言之通货膨胀[1]并不只是一个票子发多了的问题。因为倘若物价上涨仅是一个贷币现象的话。正像有人戏言的那样，我们把印钞机砸碎不就
可以解决问题了吗？[2]所以，要认清物价上涨的原因，一定要深入到价格上涨物品的供求中去。
    在1994年的物价上涨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食品了。以8月份为例，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比7月份上升3.3％（城市为3.6％），其中食品是5.
8％，衣着为0.8％，居住为1.2％，服务为1.4％，日用品仅为0.2％。在食品类中，粮食上涨2.9％，食油上涨5％，肉类上涨9.7％，蛋类上涨
7.9％，蔬菜上涨17.3％，根据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各类商品物价上涨对该月份城镇通货膨胀率的“贡献”如下[3]。
    （附图  {图}）
    按照同一方法，去年1─8月份食品价格上涨对全社会物价上涨的“贡献”约为70％左右，换言之，在20％左右的通货膨胀中，因为食品价
格上升导致的消费物价上升约为14个百分点。所以说，与其说去年的通货膨胀是一个总量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结构问题；去年物价上涨的原因
是需求过旺，毋宁说是因为农产品短缺。
    下述事实还可从另外的方面证实这一判断：
    第一，生产资料供给的相对过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总量型或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一般表现为过
度的投资扩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迅猛上涨（其典型年份是1988，1993）。去年的情况则是，由于投资增幅的下降（1994年1─8月国有单位投资
增幅为44％，1993年1─6月为69％）和进口的增加，主要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增幅回落16.6个百分点，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回落了
33.5个百分点。与7月份相比，冶金、煤炭、建材价格8月份出现了绝对下降，如钢材价格下降2.5％，生铁下降1％，水泥下降1.9％，与1993年
同期相比，则分别下降了11.6％、9.8％和1.8％。
    第二，尽管工资性支出增长较快（1─8月银行工资及对个人现金支出为6914亿元，比1993年同期增加39％），但是，由于居民储蓄持续增
长（1─7月，居民储蓄余额为189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6％）和1000亿国库券的顺利售出，货币回笼顺利，截止到1994年8月底，货币净
投放220亿元，比1993年同期少投放352亿元。
    第三，正是由于货币回笼良好，虽然工资性支出增长较猛，但居民消费需求并没有随之扩张[4]。1994年1─8月，社会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长
只有6.9％（上半年约为5％左右），慢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总之，无论从主要投资品价格下降角度，从货币回笼状况良好角度，还是从实际消费平稳增长角度，都难以证明去年的通货膨胀是一般的
总量型或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去年的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农副产品或食品价格的上涨。那么食品价格为什么会如此大幅
度的上升？
    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总是起因于这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或者是相对于供给的需求过大增加，或者是相对需求的供给不足。
    从需求角度看，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是收入提高带来的食品需求的增加。虽然从长期和发展的观点看，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
数将会下降，换言之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但是我们的宏观分析切不能忽视以下两点：第一，恩格尔系数下降只是一个长期的走势，并不
排除短期的相反变化，例如，我国城市居民1978年的恩格尔系数是0.575，1985年降到0.523，1990年则为0.543。第二，要注意到食品消费结构
的变化。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而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发生变化的如果说是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下降，而不如说是食品结构的
变化，即较高价值、较高营养和较为方便食品支出的增加。这是为什么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在工业用粮增加的同时，居民对优质粮食和食油、肉蛋菜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肉蛋
需求的增加，又反过来引致对饲料粮（玉米、高粱等）需求的增加。
    在增长较快的需求面前，农副产品特别是基本食品粮食的供给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总量增加缓慢，且出现较大的波动。19
84年以前我国粮食生产高速增长，1984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低速增长甚至徘徊阶段，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维持在350─380公斤之间[5]。
而另方面，总量增长的减缓和停滞的人均占有水平，面对的却是快速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用粮需求，不能有导致粮价的持续上升。而作为基础产
品的粮食价格的上升，又会引起其它农产品，如猪肉、鸡蛋等物价的上升。因此，可以说食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和农业发
展的相对缓慢（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农业发展的滞后，还可从与工业发展速度对比中看出。
         1981─1993年工农业发展速度比较
    （附图  {图}）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表可以看出，1985年后伴随着整个经济的非农产业化，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从三年调整时期的工业增长速度慢于
农业增长速度，变化为农业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只有89、90两年治理整顿除外）。农业增长速度与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越大，意
味着工农业比例关系的失调更加严重，也意味着农产品供给不足愈加严重。
    那么，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行业产出的增长，无非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的增加，一是表现为投入产出率变化的技术进步。农村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和较高
非农产业收益，使我国农业生产投入机制面临着极大挑战。
    一是耕地面积减少速度过快，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要素，在产出率既定的情况下，耕地数量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水平。由于我国非农
用地（工厂、道路、住宅等）的急剧增加，近几年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400─500万亩。目前，全国已有1/3以上的省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二是伴随着农村劳动投入的减少，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水库1/3以上带病运行，淤积严重，
万亩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的仅占30％，报废的占10％，不同程度老化损害的占60％，其中急需维修的占30％，每年因此减少灌溉面积300多万亩
。去年在大江大河大湖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仍然发生重大洪涝灾害，充分表明了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薄弱程度。
    三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80年代上半期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使某些地方和部门误认为我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过关，对农业自觉不自觉地
有所忽视。近年在舆论上虽有所改观，但由于财力不足和非农产业回报率较高，农业资金投入相对减少。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
额比重连续下降，1991年为4％，1992年降到3.7％，1993年又降到2.8％。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为9.11％，92年降为
8.75％，1993年又降到8.68％。
    四是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8.2％，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多达40─50亿吨，每年流失的氮磷钾成分相当于
4000万吨标准化肥。河道、水库泥沙淤积严重，许多河床的重要地段继续增高，沙漠化面积每年以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土壤质地下降，
水质污染面积日趋扩大。这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五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民增加投入的积极性。1988─1992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只增长了43.87％，年均增长只有9.5
％（扣除物价只有2.6％），而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增长了70.41％，年均增长14.25％（实际增长为7.37％）。农民收入的低速增长严
重制约了农民增加投入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增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六是在各项投入减少的同时，农业科技进步滞后，科技人才流失严重。近年科技储备不足，缺乏前些年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重大技术突
破。尤其严重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大为削弱，去年全国有44％的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不但未增加，反而被缩减，甚至取消。大量专
业技术人员流失。这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后劲。
    上述现象表明我国农业基础相当薄弱，目前较高通货膨胀正是这一脆弱的经济基础在物价形势上的反映。要想从根本上遏制消费物价的上
涨，只能是通过农业的发展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靠牺牲农业来加速工业发展的结果是隐性通货膨胀（短缺与计划配给）；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人为
的牺牲农业还是不自觉的工农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则会表现为公开的通货膨胀。所以，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国情不同，农业竞争条
件也不同，但几乎都把保护农业作为重要的发展政策[6]。由于下述两个相互关联的事实，使得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问题更加突出。一
是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巨大差异。由于非农产业的收益率大大高于农业，结果就是大量农村资源流入非农产业，这是农村非农产业化的动力
，也是农产品相对短缺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因为要稳定农民农业投入，不能不提高投入要素的回报率，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
，主要靠价格的提高。结果，我们面临的几乎是一种两难选择：要促进农业发展，需要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农产
品价格的上升；二是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的80％。由于经济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一定区域集中从事非农产业过程，所以市场机制作用
的结果，必然是乡村城市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化，而这一过程如引导不当往往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7]。
    当然，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和其生产率偏低这一国情，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实施像西方那样高的保护，因为如此高的保护负担（3亿背9
亿），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异常沉重的。
    总之，我们需要从国情出发，通过一定的支持与保护政策，促进我国农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以便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
                                              （责任编辑：林立）
    [1]笔者认为物价的持续上涨就是通货膨胀，而不同意这样一种定义：通货膨胀是货币过度发行而引起的物价上涨。
    [2]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深层问题是货币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争论。
    [3]由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56.8％:52.9％），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村消费物价上升的推动并不低于城市。
    [4]个人收入(Y)扩张并不一定带来居民消费(C)扩张，关键就在于较多的收入转化为了以储蓄为代表的金融资产(S)。正是由于Y=C+S关系的
存在，我们不应再使用消费基金这一把Y与C相混淆的概念。
    [5]由于人口登记的漏失和粮食产量的虚报，我国实际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可能还低于这水平。
    [6]日本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来维持较高米价的形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美国则是通过利用补贴鼓励农民休耕，进而维持较高粮价的形式来
保护本国农业。
    [7]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在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农业总产出是不会下降的。实际上这一结论由于忽视了以下两点而
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忽视了地区差异，二是忽视了劳动力质量差异。就前者而言，在全国总的农业劳动力仍过剩的条件下，由于地区间转移
存在着障碍，某一地区的过度转移（如广东）当会影响该地区进而全国的农业产出。就后者而言，尽管农业劳动力总量仍然过剩，但由于精壮
劳力转移过度也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