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3-1189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71-7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5
【 标  题 】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形态
【文章日期】收稿日期：1996-08-18
【 作  者 】陈继会
【作者简介】陈继会，男，1952年10月生，郑州大学学报主编、教授。（郑州450052）
【摘 要 题】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繁盛，源于中国现代作家与土地、乡村、故园的精神血缘，源于他们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
放逐、漂泊与回归的不同精神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现代作家不同的乡恋心态。对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构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主题
形态。而“整合”——西方近现代艺术精神，同民族文学传统的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
成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艺术选择的基本特征。
【关 键 词】20世纪  中国乡土小说  乡土情结  乡恋型态  主题形态  整合  艺术选择
【 正  文 】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小说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有成就的文学门类；乡土小说作为这一文学家族中的“望族”，更是实
绩斐然，独标一帜，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它所昭示的文学意义、文化价值，一直是一个魅力不衰的理论课题。从本文设定的批评
范式、研究方法——文学—文化批评视界中的文学——出发，我们尝试建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并从这一“历史”中寻绎发掘其
丰厚富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精神。
            一  乡土：永恒的诱惑
    30年代初，当诗人艾青在狱中将他的颂诗“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表达自己作为“乡村”的儿子对“
地母”的敬爱之情时，诗人李广田也在题为《地之子》的诗章中，一往情深地歌吟：“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
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1]“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轻的树／永不老去。”[2]千百年来，她曾蛊惑着、召唤着多少游子那疲惫但却执著的灵
魂。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对于“土地”的深情与依恋，成为非一时一地一民族一国家的文化传统。当代美国印第安诗人卡罗尔·阿内特一首
题为《土地》的诗如此写道：“没有这／还有什么／值得做的事呢”。这大约是关于土地的最为简单的一首诗，然而，这单纯古朴的诗句却如
“启示录”般地昭示了“土地”之于“人”的意义。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明言，无法理清，藤蔓胶结撕折不断的精神
纠葛。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铺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章。不必去说奥
德修斯（《奥德赛》）十年历险，诸般诱惑（即使如令人忘却故乡的迷莲）也难阻归乡行程的坚执与痴迷；也不必说郝思嘉（《飘》）痛感距
故乡红泥太远，坎坷困顿中每每思返故乡，其灵魂自语“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时的那种甜蜜与痛楚，是怎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为之唏嘘。仅是
在中国，就有多少世代传唱的动人诗章。屈原仆悲马怀，难舍旧乡远逝，成千古绝唱；李白对月怅然，勾起乡愁万种。春夜闻笛，顿起故园之
情，唱为世代传诵的华章；杜甫闻官军收复其“田园所在”之洛阳，涕泪横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诗”……对于“乡村”的眷顾，对于“
故土”的怀恋，对于“土地”的亲和，乡思，乡愁，乡情，乡恋，成为一代又一代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家不倦的诗情之源泉。
    作为“乡土中国”的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作家们，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的诗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了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的乡村和土地。乡土
题材文学创作的发达和繁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瞩目的事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
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创作不涉足乡土题材的很少。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全部才情都献给了这一领域。在一些并
不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的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同乡村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郭沫若即使在写着《天狗》这种歌颂小资产阶
级叛逆者的诗歌时，也没有忘情“田地里的农人”；曹禺写作《雷雨》、《日出》时也依然怀恋着“原野”……在全部现代作家中，从事乡土
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数量之众，这是空前的。
    诚然，为漫长的农业文明使然，中国古代的作家同乡村并非就没有联系。他们中的不少人，或根本就是从乡村走出的“举子”，或在仕途
失意之后还曾躬耕田垅。但这种联系毕竟是有限的。源于“士”的自身的清高（这“清高”不仅表现在对用士之“君”的一面，同时还表现于
面对低微、“无知”的“民”一面），以及无法超越的历史眼光，又限制了他们对乡村生活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中国古代文学也并非没有描写
乡村生活的作品，但这种描写却是非常有限的。或表象的“田园怡乐”的抒写，或单项的“唯农最苦”的慨叹，既是古代文学描写乡村生活的
主要内容，也是作家们对农民生存本质的最高认识。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几乎没有创造出什么成功的农民形象。唯一一部主要
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水浒传》，所写的也只是“准农民”。小说家的心力所在又主要是“逼上梁山”与走上梁山之后的行动，真正富于
典范意义的乡村生活并不在作家的视野之内。现代中国乡土小说几乎涉及了乡村生活的一切方面。众多作品不仅如实地绘写了中国乡村的历史
变革，中国农民从封闭愚昧正逐步走向开放文明的心路历程，而且，许多作家依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诗意地创造了自己的乡村“圣地”，展
示了独具情采的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3]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提供了阿Q（鲁迅《阿Q正传》）、李有才（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李顺大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隋抱朴（张炜《古船》）……一个个活的乡村灵魂，一座座立体的农民雕像。乡村文化的沉实厚重与凝滞守成，
乡村人生的平实从容与封闭沉闷，乡村人性的雄健宽厚与卑琐萎顿……被一一观照展示出来。或忧心拷问或深情礼赞，中国现代作家情有独钟
，持久地，执著地眷恋着乡村、土地，把他们的爱与憎给予了那诱惑着、召唤着他们的故园旧土，乡野大地。
    现代作家们的这种情感态度和表现于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其原因应当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五四”之后
，中国开始了缓慢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一大批知识青年被抛出了沿习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轨道，他们从偏
远的乡村故土走入现代都会，寻求现代文明。知识者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乡村与农民。昔日最低贱卑
微的“农人”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过去常常在艺术视野之外的农民与乡村生活，成为文学重要关注的对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
社会、忧患民族的积极“入世”精神，在现代知识分子（作家）身上创造性的转化，也使得他们不能不以文学的方式去关注表现于我们国家、
民族进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乡村的现代进程。
    自然，这还不是原因的全部。否则，我们将无以解释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即以一种浪漫的诗情去贯注生活，以一种诗意的笔
触去营造乡村世界，从而成为以“写实”尺度观照乡村生活的一种“变调”和“悖常”。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大量的“怀乡”之作正属此例
。寻绎其间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人”之于“土地”的精神联系这一潜在久远的因素。正如上文所说，对于“土地”的亲怀是人类
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尤其是对于乡土根性极强的中国作家，更是如此。现代作家这种强烈的怀乡情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山
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大陆农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强烈的乡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感的文化渊源
。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同时，这种“固执”又逐渐凝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社会文化心理。它必然潜在地影响于现代作
家。在另一方面，“五四”之后，走出惯常生活轨道的现代知识分子，迈步之初就踏上了一条现代“漂泊”之途。“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
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中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的病态的城市生活体验，其间
的反差与冲突，使得他们“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他们的灵魂游离都市，漂泊于乡野大地。他们渴望“返乡”却又事实上不曾返乡，于
是他们只有在创作的“白日梦”中精神还乡，去营构自己心理上的乡土，去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质言之，不管在何种意义上——抑或是
知识者的现代觉醒，抑或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抑或是绵绵不绝的乡情的导引，乡土，成为一种永恒的诱惑。现代作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关注乡村土地，促成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并最终成为可供我们珍视与开掘的一份宝藏。
            二  放逐·漂泊与回归：现代作家的乡恋心态
    考察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现代作家的乡恋心态是一个重要的审视角度。因为它直接制约着作家对生活的感悟、评价和艺术传达。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春日一声惊雷，在中国沉沉的大地与苍老的天空震响传扬之时，一批批蛰居于乡村的知识青年因了这雷声的震醒
和诱惑，纷纷逃离乡土，走入京城。也就从此开始，现代知识者开始了自我放逐的精神历程。尽管这种男性般的“放逐”和英雄式的“跨越”
，一时成为现代作家相互标榜的时髦行为，但是一如被高天放飞的风筝，现代作家的“根”总是系于大地，乡土。男性般的放逐与英雄式的跨
越也只能成为勇毅果决选择后的一种心理自慰，最终面对的现实不能不是漂泊与回归的往复不尽的精神苦旅。其间也就有了各各不同的生命感
悟。历史转型中的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独异、驳杂性，以及现代作家自我人生阅历、文化教养、审美情趣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现代作家乡
土情思、乡恋心态的多样性。不同的乡恋心态，决定了作家们对生活不同的感悟，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选择与不同的艺术表达
。诸种乡恋心态，饶有兴味地向我们昭示着多重的意义和价值。
    谈论现代作家的乡恋心态，考察其对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的影响，发掘其中的文化精神，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鲁迅——以他为旗手、为代
表的现代作家乡恋心态的第一类型态。像常人一样，鲁迅也难以抗拒思乡的“蛊惑”。外婆家的乡村的社戏，醇香悠远的香瓜、罗汉豆；海边
五色的彩贝，机警伶俐的小猹……都使他“屡次忆起”，产生思乡的“蛊惑”，使他对于乡土、对于故旧生活“时时返顾”。[4]走入都市的鲁
迅每每想到它们，写到它们。他一往情深地用诗一般的语言和意境，为我们营造了那样美丽迷人的乡土世界：翠碧的瓜田，一轮金黄的圆月下
的海边沙地。然而，鲁迅终于没有沉醉。知识者的理性，改造、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转化需要的宏愿，使他对于乡土取了一种清
醒的冷峻的批判态度。当他放眼世界文明大潮，思考中国文化未来进路时，他为乡村文化的过于古老绵远，过于沉滞封闭而忧心如焚，痛心疾
首。于是，他便全力去昭示闰土的麻木，针砭七斤的不争，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养育了这种精神的“未庄文化”——中国封建文化。
以对于乡村文化不容情的批判，鲁迅表达着自己对于乡土的最执著深沉的爱，表达着他再建“故乡”、重返乡土的热望。
    鲁迅的乡恋心态，鲁迅的艺术选择，深深地影响召唤了大批的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并将继续招引着走向现代社会的乡土中国的诸多作家
，由此而构成20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这种乡恋心态、艺术选择，是知识者现代觉醒的必然反映和表现。同时为故
乡所放逐，对于这类作家来说，则是一种自觉的背叛和离弃。对于乡土，他们本能的有一种拒斥心理。他们时刻警惕地固守着自己理性的精神
世界的堤防，以防被漫漫温热的乡情所冲决。这种对于乡土的理性批判，蕴含着现代知识者最执著、最深沉的乡土之恋，和对于故园——国家
——民族的爱。莫言的对于家乡“极端热爱”、“极端仇恨”；贾平凹的“我恨这个地主，我爱这个地方”的自白，也许是这种情感取向的最
好的当代注释。我们至今仍然不时地会为服膺于这一旗帜的许多作品那种坚执的理性精神而怦然心动，默默沉思。对于背负着千年农业文化传
统，并缓步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鲁迅所昭示的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如炬火铄铄，启发于后来者。
    构成现代作家乡恋心态第二类型态，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艺术追求。在现代作家中，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表示过对
乡土的亲和与对都市的逃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他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种对立感（自然其中
烙印着其最初城市生活的失败的体验与忧伤的情绪记忆），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之中。他一往情深地眷恋着乡村。沈从文这样疏离都市，
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文化倾向的形式，源于他对乡村、都市的不同理解。沈从文生活创作其时的中国都会（尤其如
北平这样的古都），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深入骨髓处仍是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
张惶失措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沉靡的西方商业文化。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个中精义，却
独对其中的酒绿灯红，浮淫繁盛倍感兴趣。人们失却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执著、坦诚、放达。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在
卑怯、苟且、龌龊、庸懦中消解。他们少了乡村人的素朴宽厚与洒脱雄强。沈从文悟到了造成如此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于是，生活
于都市的沈从文，这颗不屈的湘西灵魂，失望于城市，钟情于乡土，去到他想望中的乡村作精神漫游并寻找灵魂的归宿。沈从文依了自己乡情
的导引，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的心理上的乡村圣土。这“乡土”体现着沈从文对
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执著。沈从文在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张扬着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超
度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迷途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再造。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这一乡恋心态，这一艺术倾向，由于同样源于作家沉痛的文化感悟，同样深深地激动招引过许多现代作家。新时期一批
年轻的作家，更是这一创作精神的实践者。他们从各自的文化感悟出发，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营造属于自己的那片心理乡土。如同沈
从文创造了“湘西”“边城”，张承志泼墨浓染旷远雄浑的“大草原”；贾平凹一唱三叹流连往返于“商州”；李杭育流注激情于奔腾浩荡的
“葛川江”；莫言倾一腔热血泼洒高密东北乡，绘写那作为民族精神图腾，让人亢奋给人信心与热力的如血如海般的“红高粱”……从而描画
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理想国”、“桃源梦”。它显示着当代作家对民族文化未来走向的热忱关注和重建民族文化的信心热诚。
    这既不是一种弱者的逃避，也不是对现实变革的忤逆，这是知识者理性精神的一种变奏。自然，这种艺术追求其进程不会是坦直的。因为
文明的演进始终会伴着文化的冲突，每一位求索者都无法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文化两难——历史与道德的悖论。对于他们，真正的“乡土”
也许只能在想象和梦幻之中，回归精神故园的“乡土之恋”命定地会成为永恒的悲剧。失落—重建，漂泊一回归，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将是
一代又一代现代知识者的“西绪福斯神话”。他们的追求也会如这“神话”般悲壮而又迷人。这也许正是其价值所在。
    有别于上述两种倾向，现代作家乡土情思、乡恋心态的第三类型态，则是以对乡村文化未加理性审视的、缺乏现代意识观照的自然摹写，
和不加甄别的全盘肯定“东方”精神之其主要特征。这一倾向虽然没有足以作为旗帜招引的作家，而且似无形成“潮流”，但它却是无形地弥
漫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其中尤以当代小说创作表现为重（建国后部分小说更甚）。恰如汪曾祺深刻指出的，这种乡恋心态，这种
创作倾向在实际上排斥了两种东西，即“哲学意蕴”与“现代意识”[5]。造成这类作家乡恋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乡恋的出发点，或是
现实的社会—政治的需要，或是对于古老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生活的惶惑，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精神潜在的恐惧和排斥。从表象上去看，这一倾
向似乎和第二类心态相近。他们也绘写乡村，讴歌乡村种种传统的道德、价值，但在实质上，二者之间却有着质的差别。差别在于，后者对于
乡村文化的认识，并未经过一个“现代”的透视、转化与再造过程。前者所写是感悟过现代生活的知识者的“心理乡土”，“文化乡土”；后
者所定则是未经这一转化过程的非自觉的（自然的）乡土，现实或历史（写实）的乡土。少了“哲学意蕴”，少了“现代意识”。这并不只是
一个艺术表达的技巧问题，其间有着创作者自己哲学的修持，文化的感悟，以及更为深远的作为艺术家对于人的存在，对于民族命运深深忧患
的自觉意识与追求境界的差别。
    多样的乡恋心态带来了现代乡土小说在文化选择与艺术追求上的斑驳色彩与多元价值。成功抑或失误已成为过去，作为“历史”，它们都
同样给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启示与价值。
            三  反叛与眷恋：现代乡土小说的主题形态
    宏观地谈论现代乡土小说的主题形态，是一种冒险的选择。因为我们面对的批评对象，“家族”显赫，“城府”幽深，藏龙卧虎，内蕴弘
博。其主题（文化意蕴）几乎涵盖了20世纪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泛泛谈论，极易陷入一种大而无当的尴尬。但是，既然作为一种整一的文学
—文化现象，在大的文化背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世纪性”）不曾发生根本转换的前提下，就必然有其相对集中、相对
突出、纵贯这一世纪的主题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基本的、贯一的主题形态。
    这一主题形态的呈现，源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文化的现代转化这一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缓慢
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化也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开放、融汇、冲突、整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即是在这
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选择和追求。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和追求。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去看，知识者在民族文化的现代
重建中总是扮演着一种颇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要重“典”敬“祖”——继承、转化，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使其在现代社
会再度辉煌；一方面，他们还要异域“采宝”——放眼世界，以敢于“拿来”的精神和眼光，吸收、转化、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使
其服务于本民族现代文化的建设。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纠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势必造成知识者价值判断与选择上的两难与彷徨
。
    从乡土小说创作这一特殊领域去看，城乡文化的对峙冲突与融汇重建，自然造成现代作家的两难与彷徨。当大批的现代作家为寻求现代文
明逃离乡土、走入都市之后，异质文化（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导致了现代作家的两种觉醒：一方面，是对古老的乡村文化的觉醒。
他们以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去审视乡村，从中发现了乡村沉重的封建文化积淀，发现了其中的种种落后、愚黯、封闭、自欺……诸多同乡村现代
进程相悖谬的东西。于是，他们发出了反叛的呐喊；另一方面，是对畸形的现代都市文化的觉醒。20世纪工业文明对人类正常存在状态的危害
与挑战，最先表现于都市。物欲横流，人情浇漓，市声噪耳，灵魂焦灼。对于都市最初的瑰丽梦幻，变为梦醒之后的失落与痛苦。他们突然发
现自己并不属于生活其中的这一世界。他们是生活于都市的乡村流浪汉，置身都市却心系乡野。于是诋毁城市，亲和乡野，追忆童年，眷恋乡
土。以对乡村文化不无浪漫之态的歌吟礼赞构筑堤防，抵拒城市文化的阵阵浊浪，平复梦醒之后的失落与痛苦。对于乡村文化的反叛与眷恋，
便成为诸多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立意、价值判断、文化选择时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自然）的态度和策略。
    “反叛”与“眷恋”这两大主题，在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基本上是以杂糅胶着的状态呈现。但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阶段
性。就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历史而言，如若是处于一个社会变动、觉醒的时代，常常是“反叛”在前，而且以“反叛”为旗帜，相标榜。因为
人们需要对过往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发出诘问，以寻找历史的真正意义。如“五四”时期与新时期两个历史时期。但即使这样的时候，出于
对于历史变动的一种惶惑（如五四时期对于西方文化的惶惑和新时期对商品经济下道德建设的忧思），淡淡的乡愁乡思也悄悄潜隐于对乡村文
化反叛的文字之中。待到那些厌恶并希图逃离“都市”生活、歌吟“乡村”文化的作品一出现，对于乡村文化的眷恋之意，浓浓的乡愁乡情便
漫天盖地而来。对于作家个体来说，一般是（仅仅是“一般”）年轻气盛之文，忧患救世之作中“反叛”者居多，待到天升日月人增岁，人在
旅途坎坷寻觅，精神漂泊得太久，那时，眷顾乡土的情愫，精神还乡的渴望便表现得强烈而执著。泰戈尔有言：“旅客在每一个生人的门口敲
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以上所说，只能算作“一般说来”。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人才情的舞蹈，最具个性化，也最难于归整。文学上悖离“规律”，逸出“常态”
的现象不在少数，论“形态”也只能择起大端。譬如，现代乡土小说中一部分以关注乡村社会历史变革、以乡土写实为主要功能和特征的小说
，就难于简单地以“反叛”与“眷恋”这样一种主题形态去涵盖。这部分小说，创作之初作者的本意也许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文化”的思
考，但它们依然提供了（或曰我们从中读出了）丰富驳杂的文化精神。考虑到20世纪中国乡村现代重建这样一个大背景，上述作品所潜在的文
化意蕴也依然包涵了诸如“城”“乡”文化的对峙与冲突，“传统”与“现代”的融汇与整合这样的命题。在这样的意义上，以“反叛”与“
眷恋”的主题形态去审视去涵盖，同样不无道理。
    对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来说，“反叛”与“眷恋”似乎是一对拆散不开的双胞胎，其间的甜蜜与痛楚，欣喜与忧伤，似乎都是题中应有
之义。因为，它既表征着乡土中国走向现代的一种文化两难，同时也是现代作家情感归依与价值取向的一种“别无选择”。这一主题形态的意
义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
            四  整合：现代乡土小说的艺术选择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选择，呈现出一种多元探索的状态。纷繁多姿的艺术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审视与梳整的可能性，而
且，自然就有了对于这一选择轨迹的多样的形态描述。从文学—文化批评的视界去描述现代乡土小说艺术选择流变的轨迹，我们看到，“整合
”成为其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其基本规律。这是一部西方近、现代（尤其是现代）艺术精神，同我们民族文学传统不断冲突、融汇、整合、发
展，并最终走向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索的历史。
    这部“整合”的历史开端于“五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带来了中国文化文学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开放。西方近现代文
学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方法，大量地传入并影响于中国文坛。鲁迅曾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推动下发生的”[6]。郑伯奇也曾论
及这一现象：在“五四”新文学发展进程中，“19世纪到20世纪这百多年来在西欧活动过了的文学倾向也纷至沓来地流入中国。浪漫主义、现
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五年间的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7]。面对西方文学潮流
的巨大冲击，“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大胆“拿来”，广泛借鉴，积极整合。他们自觉地将象征主义、荒诞艺术、精神分
析等多种现代艺术因素融入各自的创作实践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既有的形象。于是，“五四”乡土小说不仅叛离了传统文学的“团圆
主义”倾向，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观照乡村人生；而且，初步完成了小说形态由传统故事情节型向性格生活型的现代转化。
    同时，另一意义上的整合也在进行——即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通过对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重新发现与转化，使其在同现代艺术的契合中
重塑新形，重放异彩。这种转化、整合实践集中地体现在“五四”乡土小说的抒情特性、意象的营造，以及上述二者的综合表现形态——小说
的散文化倾向。抒情特性几乎可以看作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个性，这种个性是深受中国哲学、美学乃至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作为一种文
学、文化积淀，它又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作家。虽然所抒之“情”在古代与“五四”有着极大不同，但在以抒情的艺术方式把握生活这一点上，
显示了现代小说对传统的承继与发展。“五四”乡土小说的抒情特性，不仅体现在鲁迅的创作实践中，在其他一些乡土小说中，当他们追忆逝
去的童年的梦幻，在灰色枯燥的都市，回忆着梦幻中明丽的家乡，一种诚挚的情愫，一种迷人的韵致……漫漫诗情便涌动在他们的作品中。营
造意象，既是中国古典文学一种很强的艺术功能，同时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传统。“五四”乡土小说整合、发展了这一传统，
注重小说的写意传神，写由种种情、意构建的“形”。鲁迅笔下一轮金黄圆月照临下的海边碧绿的沙地（《故乡》），废名笔下清新静谧的竹
林（《竹林的故事》）……都是这种艺术尝试成功的范例。意象的营造不仅强化了小说的抒情与象征功能，而且大大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
文化精神。所有这些，又都是现代小说极力追求的艺术效果。上述两种艺术特性，又是统一于“五四”乡土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之中的。中国文
学的主体，除诗之外，就是散文。自先秦以降，散文历两千年的发展形成深厚的传统，并深深地影响于后来。“五四”乡土小说不仅在抒情营
造意象方面表现出它散文的美感特征，在结构方式上，许多小说更是明显地呈现出散文化倾向。这一倾向，从艺术承传的眼光看，显然是中国
传统文学的“散文品格”，同西方现代小说某些艺术手法在新的审美思潮下的契合。它适应了一个开放的时代作家们对一无拘束地创造、自由
地表情达意的时代需要。契合使民族文学传统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新的价值。
    这种整合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与变奏。30年代开始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所引发的文化思潮的嬗变及其影响，以及对小
说社会写实功能的强化、突出乃至法典化，使得这种整合变得较为单一、守成。向外，异域文学营养的摄取，主要是苏俄文学；向内，本民族
文学传统的承继，主要是民间文学。如同苏俄文学自有其不朽的价值，但异域文学营养并非仅此一家；同样，民间文学自有其价值和活力在，
但民族文学传统也决非民间文学一族。对于广博丰富的世界文学与中华文学，上述两个方面显然都是很不够的。“五四”曾经有过的那种整合
，在后来大多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事实上是中断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中国新文学如何建设的讨论（即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
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文学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及其它小‘布尔’的适切形式”，主张以
“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8]。对于这一否定“五四”文学那种积极的、发展的、更高意义的“整合”的倾向，不少清醒之士给予
了尖锐的批评，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何其芳就曾说过：“我认为欧洲的文学比较中国的旧文学和民间文学进步，因此新文学的继续生长仍然
主要地应该吸收这种比较健康，比较新鲜，比较丰富的营养”，“更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学的基础应该是‘五四’运动以来还在生长着的新
文学。”[9]茅盾更从民族形式的具体实践走向，尖锐指出：“‘民族形式’之前途，可能有错误之倾向发生而滋长——此即强调了旧形式在民
族形式上之比重，而以今日民族形式之提出，视为五四新文艺运动之否定，从而流于褊狭的‘自力更生’主义”[10]；仅仅以“民间形式”作
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那是求进而反退，成为复古派的俘虏”，建设中国新文艺的民族形式，应当涵纳中外优秀文学遗产，“继续发展五
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深入现实，熔铸新型[11]。遗憾的是，上述深刻的见解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现代乡土小说（现代文学）“整合”
之路一段时间越走越狭窄，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
    以上所论，当然只是取其大端，其间自然有例外者。少数乡土小说作家，在默默中沿着“五四”的整合之路，艰苦地探索前行。他们试图
在普遍的艺术风尚之中有所突破，或追求小说的诗化品格；或借助于对环境的刻意描写和对生活细节的精心挑选，在景、意、情的交融中，透
视人物的精神世界；或是借助对于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的含蓄化用，着力表现人物的情绪心理……他们希望通过对外来的与民族的、现代的与传
统的多方面的吸收、借鉴、整合，创造性地富于民族艺术个性地去表现民族的生活。但他们的艺术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否定。较早的如对沈
从文、萧红等人创作的批评，以及后来的对于孙犁、茹志鹃、周立波、林斤澜等关注人的心灵冲突，以抒情散文笔法创作小说的艺术实践的微
词，和对于“明远”、“悠徐”风格、诗情画意格调追求的褒贬，即可见“社会写实”之风的至尊地位，与现代乡土小说艺术“整合”之路的
坎坷。
    新时期的文化开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又一次繁荣。现代乡土小说的艺术选择再次面临着多样可能，整合之路再一次被拓宽。这种拓宽，
一方面表现为过去被定于一尊的、一度影响制约了乡土小说更大发展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呈现为一种开放之态。一批以现实主义为其表现
乡村生活主要艺术方法的作家，如高晓声、周克芹、张一弓、何士光等，开始在自己的创作中明显整合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成份。高晓声在
自己小说中溶入了象征、隐喻、荒诞、心理分析的方法；张一弓作品中烙印着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主观随意性，“黑色幽默”以及被改造了的人
物心理流程与作品情节流程双向呈述的影响的痕迹；何士光从日常的繁细生态中，尤其是人物的情绪变幻中透视生活……开放整合带给现实主
义以生命力，也带给乡土小说以新的艺术风貌。在另外一些着意于现代艺术整合实验的作品中，神话结构，象喻系统的运用，艺术表现中的“
魔幻”色调，描写对象的符号化，以及向“蛮荒”、“粗野”中寻求现代意义……等艺术方法，都受到重视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尝试。在
另一方面，整合在更高意义上进行。汪曾祺、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何立伟等一批作家尝试振兴五四之后时断时续的现代小说的表现体系
。他们的创作，并不过分注重故事的铺叙、情节的构造，重写意，重神韵，偏爱小说的诗情特性与散文化的结构。在对表现对象的观照中，并
不注意于对客观对象从外在形貌到内在本质，以及事物发展的逻辑秩序作客观写实的再现，而注重于作家的主观感受，在对对象世界描写时，
不求形似但取神髓。他们常常把客观对象作为抒写主体感受的载体，或由外物诱发人内在的情绪活动，或把人的情绪注入外物，在着意于作家
主体情绪感受的艺术传达中，带给作品一种流动的、充盈的艺术气韵。这种探索倾向，其主旨在于“在现代小说的水平上恢复意象这样一种传
统的美学意识”，“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这种艺术整合，既是中国的，
又是借鉴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这种整合，无疑具有未来意义：它预示着东西方文学、文化的融汇、发展。那种从中国传统文学汲取
的重写意，重表现，重诗意，重神韵，那种不事经营的散文化结构，以及作家强烈的主体感受的呈露，或那种寄寓的、抽象的、自由灵动的艺
术个性，都同现代小说的主观随意性、象征、隐喻、超越的特性，以及哲理、诗化、抒情的个性不无联系。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在现代意识的
烛照下重焕青春，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发展自己文学的成功之路；有着丰富的文学传统的中华文学，只要以开放的眼光，勇敢地面向世界，也一
定会在民族文学、文化的热土上创造出既葆有民族特色，又合于现代潮流的崭新的民族现代文学，从而以其大家风范与世界现代文学对话。[1
3]
【责任编辑】杜田材
    注释
    [1]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作于1931年1月；李广田的《地之子》诗后的署期是1933年春。
    [2]席慕容：《乡愁》。
    [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
    [4]鲁迅：《朝花夕拾·小引》。
    [5]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
    [6]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7]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8]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9]何其芳：《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
    [10]茅盾：《关于民族形式的通信》。
    [11]茅盾：《关于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
    [12]李陀：《意象的激流》。
    [13]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一书导论的一部分，该书即将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