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97
【原文出处】改革
【原刊地名】重庆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77～85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由香港到港珠都会区——兼论香港的经济发展方向
【标题注释】本文应邀在第三届纪念梁国树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经济发展之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经济系1998.9.25-26）上发表
。
【 作  者 】段樵
【作者简介】段樵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学系
【 正  文 】
    过去20年香港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此一过程与贡献常在“外地直接投资”的理论范畴中分析，而策略涵义也据此导出。究其实
，以香港投资的规模、技术优势与投资项目的分工性质而言，香港对邻近地区的跨境投资如视为都会区在市场机能下的自然发展，并在此一架
构下分析，则其策略涵义的讨论或更为周延。
    本文概要探讨香港经济的服务业化与港粤的相依成长，以论证前一设想。并在设想成立的前提下，探讨香港的跨世纪经济发展策略。
            一、香港经济的服务业化
    自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港粤两地的经济发展即密不可分。香港在政府“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之下，80年代仍得以平均8%的成长率
与东亚其余三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分庭抗礼，不能不归功于制造业在广东的跨境生产，保持了香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并带动了服务部门的成长。而广东省的经济发展，由一个基本内向、农业居首的省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外销导向、工业为主的经济体，亦与
以香港为主的境外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至1996年止累计共506亿美元）有着决定性的关连。外资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与国外市场，带来
了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含深圳、珠海特区）的飞跃发展（表1）。港资在过去10年中，稳定投入广东，比重一直占着外资总数的七成以
上。1996年起其势始稍缓（表2）。
    根据广东经济年鉴，历年在该省注册、由港澳商人兴办的三资企业近5.3万家，占三资企业总数的86%。由于此一数据未经更新，1997年广
东省有关研究单位核实外资企业后，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资料库。
    附图{图}
    附图{图}
    根据此库，三资企业共有37724家，其中港资企业占83.3%，澳门企业占3.5%，台资企业占5.5%，三者合共占92.3%。外资的行业分布又以制
造业为主，共有30195家，约占82%。其中港资比例约近九成。
    此等港资制造企业，又以在港厂商的跨境生产或整厂迁移为主。根据香港政府1992年对电子厂商的调查，本地厂商每10间即有6间在广东设
有工作场所（注：见香港政府工业署：《香港电子业技术经济与市场研究报告1993-1994》（英文）1994。）。作者在199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香港制造业者已有86%在广东（少数在其他省份）设有工作场所。形式以独资为主(48%)，三来一补与合资等次之（注：见作者《香港的跨境生
产与都会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7月。）。
    此一跨境生产，导致本地制造业外移。商品本产出口自1980年起，逐步为转口出口取代。香港的总体经济渐趋服务业导向。尤其是80年代
起政府策略性发展区域金融中心，有关行业蓬勃成长加上贸易、运输、餐旅、地产等行业以及相关、外围行业，支撑香港在90年代的持续成长
。
    换言之，如就一个“独立”的香港经济来观察，由于毗邻地区开放的拉力、本地中小企业者（创业精神或牟利动机）的推动，加上政策上
促成区域金融中心形成的政府策略，香港快速地（也许太快速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由表3可以观察到，原为经济主要支柱的制造业，在1987年对GDP的贡献已跌到22%，次于传统商业(24.3%)；但对就业的贡献则仍居首位(3
4.1%)。经十年的演变，1996年它对GDP的贡献已仅占7.2%，对就业的贡献更下降到11.2%，相对的传统商业则略为增加：对GDP贡献25.4%，对总
就业贡献34.7%。
    附图{图}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金融业为主的“新兴商业”对GDP的贡献由1987年的17.9%增为1996年的24.9%，同期对就业的贡献由6.1%增至11.7%。
仅计表1的香港三个主要服务产业，1996年已贡献总产出的60.5%与占就业人口的57.4%。据此事实，视香港为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应已十分
恰当。在此一体系，再审视个别服务行业（表4）在GDP中的比重，则可见在GDP中，进出口业、零售业、饮食业与酒店业占传统商业产出贡献的
绝大部分。由于进出口业者的营业直接与商品进出口有关，后三行业则可视为与在本地市场的内销服务与外销服务（游客消费等服务出口）有
关。此一部份共占了传统商业附加价值总值的26.6%。
    附图{图}
    在新兴商业部分，金融与地产二行业大约平分秋色，各占四成。由于香港在90年代已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部门的附加价值来源，当
有颇大部分与区域金融活动有关。因之，金融服务出口，当亦构成本地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香港的服务出口自1987年以来，已成为弥补商品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表5）。在本地国际贸易或经常账上的重要性已随香港的“
后工业化”而益见增加。
    附图{图}
    如无自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冲击，服务业化以后的香港长期经济发展方向并不会受到太多人的重视。终究只要经济成长
持续，每人实质所得增加，失业率维持低水平，以香港本位的眼光来看本地的发展并制订只与本地有关的经济策略并无不妥之处。
    但这次的金融风暴令香港开始思考或者正视以下事实：
    ·区域金融中心以完整但宽松的法例与优良的基建引来国际游资，发展亚太区的金融业务。此固有助于香港服务业经济的成长，但是多种
类型、金融巨大的国际金融活动（例如避险基金、杠杆交易加上股汇、期、现货市场）却是迷你型经济体如香港的潜在威胁。
    ·区域金融中心的成长极大程度上依赖区内其他经济体的金融活动。如今东南亚各国经济进入衰退，香港无法不受即时的冲击。
    因而，虽然香港的经济基本面诸如政府预算平衡、外汇储备水平、物价水平、就业状况、金融体系等并无太大缺陷，但香港经济的结构是
否不健全，亦即要不要以经济政策复兴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上的焦点话题。很明显，这是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导出的政策思考
方向，亦即“地主国”得正视本身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二、试自都会经济体的角度看香港的经济成长
    本来，以直接对外投资理论来看待香港（尤其是制造业）的对广东投资是相当切合实际的。但是以下的发展与事实，却令研究者兴起了以
都市（都会区）成长的角度来作补充观察的念头。
    广东省开放引进外资近20年。根据前引资料库，我们发现了以下事实：
    (1)广东省的37724家三资企业仍以中、小规模为主。注册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占总数的55%，雇佣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占总数的七成
以上（26369家）。
    (2)以产业部门区分，三资企业的初级产业占2.5%，制造业占82%，第三产业占15.5%。制造业观察细行业的分布，其技术程度均不高，与香
港制造业的行业分布状况十分相近。
    (3)港资与非港资厂商在平均规模（总投资415与420万美元，人员160与156人），外方平均派员（4.9人与4.8人）与经营期限（15.1与15.
5年）上都相近。
    (4)更值得注意的是，三资企业地理位置的分布是离香港愈近密度越高。而在此模式下，沿铁路、高速公路又呈深圳、珠海、东莞乃至广州
的带状分布。以数据表示：68.7%的三资企业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区（共6市22县），50%（约13000家）更集中在深圳、珠海、东莞一线。
    是以根据制造企业的特质，再加上地理分布的模式，我们可以说20年来，香港经济结构改变可以看成是都会区域中核心城市的经济功能分
工与空间分布（土地利用趋于集约化的）演进的自然结果。核心都市的部分原有产业活动，已逐步向“郊区”外移。因为郊区土地的供应与价
格更适合制造活动的需求（在广东个案中，当然还要加上低廉的劳动成本）。最后，核心都市在郊区壮大了制造业，开始经济增长之后，促进
了本身的服务（贸易、运输、商业）部门的进一步成长。
    其实，把一个区域经济的成长，部分归功于因形成生产性“超级都会”而提供的动力，已是目前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学者的观点之一。世界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提格里兹在1997年12月于日本举行的经济研讨会“东亚奇迹的再思考”中，即将这个观点与其他五个主题（法律制度与国
际规范的强化）、产业政策与组织、外向型发展的多样性、金融发展自由化与规范、经济成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取舍）并列为目前已开展的此一
世行大规模研究项目的研讨重点。（注：JosephE.Stiglitz,"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Miracle,"paper presentedat the World Bank Co
nference,Tokyo,December 1997.）
    此一研究重点的提出，在某方面来说，也代表着正统经济学者对空间（都市／区域／土地）经济学再认识的努力。90年代，以Paul Krug-
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回头探讨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宝贵财富。他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建立了在规模收益递增机制下区域经济活动趋于
集中的模型，重又燃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注：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
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99.）。
    其实，Krugman的北美工业集中带研究，早在五六十年代已由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和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对纽
约市的空间经济结构进行系统分析时开其端。此一研究证实企业因坐落于大的经济区域，或曰大都会区内而获得成本上的节约，即“外在规模
经济”。中心城市因为外在经济的存在和扩散吸引更多企业集中在该地投资和生产。与其他城市相比，纽约大都会区因为拥有众多的小企业、
活跃的创业者活动、适宜的投资环境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得更为迅速（注：John M.Quigley,"Urban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
th",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2).,127-138.）。在同一引文中，作者的阐释是：“集聚经济等同于经济活动过程中（广义的）规模收
益递增的存在。它并非单纯如通常所指的大规模生产，而是自工业增长本身累积起来的循环优势，即技术进步、信息交流和分工的加强。”广
义的集聚经济包括都市间以及中心城市与其腹地间的互动关系。在特定区域中，集聚经济是与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空间分布相关的经济。40年前
，空间（区域／都市／土地）经济学家们对城市特别是以纽约为首的大都会的研究，将集聚经济引入对经济的空间结构的分析，很明显地为Kr
ugman(1997)积极倡导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倡导“空间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前沿”铺垫了丰厚的基础。我们试自此角度持续进行实证研究
，当有其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香港与深圳、珠海毗邻，两地居民大多原属乡里。虽然行政体制分属两个（地方）政府，但是自1979年之后，二者在种种措施上都有意识
地配合，总之以方便引资与跨境生产为主，因而视为一个经济上的都会区亦不牵强。但若以大都会区形成的架构来看待港粤经济发展，则应该
能观察到一个市场导向、渐进的都市扩张过程，正如都市繁荣地带由原有核心区向邻近郊区发展，显出由近而远的倾向。换言之，我们可以预
期港资带动的经济发展程度（为方便起见，港资金额可作为代表变数）应该与核心区（香港）交通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为验证此一可能性，段
与伍以“重心模型”实证，用香港对广东19县市的实际投资额为因变数，公路交通距离、劳动力供应、市场潜力（实质每人所得）为自变数，
以直线式配适1988～1992年有关数据，进行多变数回归分析（注：C.Tuan&L.F.Y.Ng,"Hong Kong's Outward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Econo
mic Integration withGuangdong:Process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6(3),1995,pp,385-405.）。结果发现在固定其他
自变数影响的情形下，香港与投资地点的地理（公路交通）距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投资金额的影响在1988～1990年都具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以大珠三角开放初期的1988年为例，计算结果显示，以距离香港100公里的城市为基准，每距离香港近1公里，则外资投入（实现外资
金融）将增加约67.5万美元。随着开放时日增加，劳动供应与市场潜力的影响到了1992年乃开始有凌驾地理距离之势。
    前引研究发现此一外资投入由香港、深圳、珠海而东莞、其他珠三角城市的扩张过程所以能够显示着各地经济成长、城区建设与整个大都
会区的形成齐头并进，与香港制造业多为中小创业组成有关，也与各地为引资而作出的改进企业投资环境的努力密不可分。
    段与黄、叶认为60年代以来香港的工业化与经济成长与香港中小制造企业的创业家精神传统密切不可分（注：段樵、黄锡南、叶春生：《
国人创业者研究：香港与广州地区的个案分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6。）。他们同样以旺盛的创业精神来克服70年代末成本高涨的
问题，掌握经济特区设立后带来的机遇。由于广东各地企业环境改善、充沛的劳动力与市场低廉的投入价格乃吸引了日益增加的港资中小企业
进行他们负担得起的跨境生产。由于他们产品的技术水平并未提升，北迁后的低投入成本与较大的生产规模乃成为港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
来源。
    以都会成长的眼光，看最近若干年来的港珠经济发展过程，似乎可以总结如后：当深圳成本提高，东莞、中山等地乃成为自然的新兴设厂
地点。这与大都会土地利用方式因地租（价）上升而调整：耗费土地资源的农业只能保留在远郊，各式工业移往近郊，商业续留核心区，带来
了都会区的演进过程十分近似。都是在集聚经济与市场力量带动下，由众多大小企业经营者自我调适（注：以下的陈述，似乎是由香港到特区
再到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发展过程的描述：
      “集聚经济和集聚成本的对比和相互关系是经济活动空间集中背后的驱动力。在核心区，集聚经济和成本产生，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
集中，厂商外移以避免集聚不经济的后果。外移的区位选择仍将在集聚经济所能极的空间地带，这些新的区位为厂商提供了较高的利润。总体
上来讲，数以千计的厂商重新选择区位的决策将逐渐重塑大都会的景观”。
    见：Richardson,H.W.(1995),"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in Giersch,H.(eds.),Urban Agglomeradtion and Eco
nomic Growth,Springer-Veriag,Berlin.）。政府的都市计划或土地区域利用都只是宏观规划加上因势利导的配合。
    在此一“香港—珠三角”都会区演进的过程中，政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首先是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落实在产业面的便是“消极
型的产业政策”），令香港的制造业因没有政府扶助的种种科技创新活动而未能如台湾、韩国的同业般受惠“升级”。劳动密集而附加价值低
的制造业生产始终是香港工业的主流。70年代末，工资成本上升，抵消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成本优势的局面终于令香港制造业面临如何“多
元化”的抉择。
    此时适逢大陆经济改革开放，有意识地在香港毗邻的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并推出种种引资优惠，乃为香港的中小制造业者打开一扇透气的
门窗。特区与在80年代逐步开放的小珠三角乃至大珠三角，不但等于为香港扩大经济市区提供廉宜的“市郊”土地，而且劳动成本低廉更非任
何其他地方的大都会区发展时可以比拟。于是20年间香港制造业得以不必耗资升级，而以生产活动的跨区分工，维系了香港“老市区”的持续
繁荣，与“市郊”的脱胎换骨。广东省更因而赢得亚洲第五条“小龙”的美称（注：有关香港产业政策的讨论，可见：C.Tuan and L.F.Y.Ng,
"Manufacturing Evolution under Passive Industrial Policy andCross-Border Operations in China:TheCaseof Hong Kong,"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6(1),1995.pp.71-88.  有关跨境生产对香港制造业规模与生产力的影响请见：  C.Tuan and L.F.Y.Ng,"The Turning Poi
nt of the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Sector:Impa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to the PearlRiver Delta,"Journal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4)2,1995,pp.153-170.  有关香港出口贸易随着服务业化而演变的情况，请见：  C.Tuan and L.F.Y.Ng,"Expo
rt Trade,Trade Derivatives,and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A New Scenario,"The Jounnal of InternationalTrade and Economic D
evelopment,(7)1,1998,7(1),pp.111-137 根据实证研究，在港投资的外国制造业者，也与港资制造业一般因进行跨境生产深化，而令在港部门
成为“区域总部”，亦即服务业化。甚者，服务作业也深入内地。见：C.Tuan and C.S.Wong,"Evolution of FDI Patlems and Managcment o
f Troun Sitional Corporations inHong Kong,"Regional Development Dialogue,4(4)1994,pp.125-145.）。
            三、1997年调查摘要
    为进一步印证广东全省开放10年以来，在个别企业的层面上，香港核心区制造业、服务业向珠三角（乃至粤省东西翼、山区地带、外省）
扩张的情况具有由近而远、循序渐近的趋向，作者于1997年10月至11月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注：见作者《香港的跨境生产与都会经济区的形
成》，《中国工业经济》1988年7月。）。
    此项抽样调查的母体是香港企业年鉴1996/97版的1820家制造商与2990家服务业企业。后者包括2418家出口业者、442家进口与分销业者和
130家运输与仓储业者，皆属与香港工业活动关系密切、提供直接周边或配套服务的行业。研究小组自此母体中以随机方式分别抽出1000家制造
商与1500家服务业者，于1997年10月发出问卷，共有361家回答，包括制造业者175份、服务业者186份。主要发现包括以下两节。
    （一）制造业的演变。调查结果有四项发现：
    1.生产内容的演变令香港制造部门“服务业化”。
    在生产内容变化上，自调查所得，可见内地厂担负了越来越多的任务。目前上游工序除了第一工序研究发展以外，从样品试制到下游，即
第六项包装，八成都由内地部门承担。制造工序更全部在内地进行。
    比较开始设厂与现在，增加得最快的工序是上游的首二工序（研究发展与样品试制），分别跃进了213%与77%。以此趋势发展，香港部门的
生产内容将日益向服务性质的作业（出口、售后服务）演进。其实，在样本厂商中，已有17间（约10%）自报目前兼营进出口贸易业。
    2.管理分工的演变令内地部门渐趋实质化。
    在管理分工的各个功能项目上，多数厂商目前仍是以香港部门占主导地位。不过比较开始设厂时与现在（1997年10～11月），除了外销与
接单两项，样本企业基本上仍由香港部门主导，在人事与内销两项功能上，较多企业内地部门的参与已高过香港部门。在品管系统的建立、购
料、甚至财务上，内地部门的参与程度固仍较香港部门低，但较创立时期也有明显的增加。
    3.设厂地点的演变有形成跨境大都会的趋势。根据本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发现：
    (1)制造业大多保持在一地投资；同时或逐渐在二地以上设厂者也有发现。即以历史较久的厂商（以1987年或之前为分界）来说，受访样本
合计设厂时有54处厂址，今日则共有76处厂址。增加约40%。
    (2)1987年以前设厂者，几全在广东地区；开始时以设在深、珠二特区为主，占在粤省设厂的六成，也占全部的近六成。这些历史较久的厂
商目前(1997)则有向珠三角城镇移动或在珠三角地区加设生产厂地的趋势，目前此区厂数已超过特区。
    (3)1987年以后设厂的制造企业则以在珠三角城镇设厂为最大宗，占设立时总宗数近四成。此等企业由设立迄今，增设厂址23处（约两成）
。在地点方面也有向珠三角移动或增设厂址的趋势，今日在珠三角的厂数已占全部的5.6成。但或因受限于营运时间不久，其趋势较老厂为不明
显。统计卡方检定与线型关连检定均在6%机率水准下显示这二组样本（1987年之前与其后设厂者）的差异性：亦即老厂的变化情况更大。
    (4)香港制造企业在外省的设厂比例在目前(1997)已略有增加。老厂（1987年或之前设立）约占两成，新厂（1987年之后设立）约占2.3成
。上海居外省地点的首位。
    (5)粤省东、西翼及山区城镇（大珠三角以外）设厂数这段期间不增反减。似乎显示了制造业在粤投资发展的范围到珠三角区域为止。其后
扩充反而以向外省发展为主。
    (6)本研究亦观察了规模大小（以平均人数60人为标准，分为其上与其下二组）与设厂地点的关连，结果发现无论在增设厂址或地点分配方
面，二者差别在统计上均不明显。
    4.内地生产比重的上升导致了出口方式的变化。
    根据样本资料的分析，在内地香港企业总产值中，平均有87%是内地部门的贡献，余下13%才是香港部门的产出。前述生产内容与产值比重
的演变，也充分反映在香港的出口结构上。样本资料显示港商在内地的产品平均只有39.5%是运回香港分装出口或转出口，有48%已只经香港转
运（不进口再出口，只在香港转驳运输工具），由内地直接出口的占7.7%。
    （二）香港在内地服务业投资。本研究再以集中调查分析本地与制造部门关系较密切的服务企业（包括进出口贸易业、批发零售业与运输
仓储、通信业等），结果发现：在设有营运部门的样本公司中，大多数在1993年或其后开设内地营运部门，较制造业开始向内地投资的时间为
晚。增长最快的时间是1992～1995年。
    1.投资地点的分布与变化。
    整体而言，服务业投资地区的分布比较起制造业来是广泛的，在广东以外的投资点（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合计还略超过广东境内。但
如以粤省境内来观察，投资点仍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2.往内地设营运部门的首要原因（即样本选择该理由的次数最多）是“发展内地市场与客源”(85%)，其次是“生产活动的性质或作业区域
需要包括内地”(32%)，再次依序为“降低工资成本”(25%)、“降低办公室租金成本”(17%)与“当地政府对外资经营有优惠措施”(12%)。
    3.针对样本中贸易业者的调查更发现香港贸易业者的活动不仅因应制造业者向内地跨境营运的趋势，协助出口，更有与邻近地区制造业者
（或货源）的交易。本研究观察到目前本地贸易业者的营运内容大致是：
    (1)接单后在本地做，再出口（本产出口）者仅占5.5%；
    (2)接单后在内地做，回本地转出口者占37%；
    (3)接单后在外国做，回本地转出口者占29%；
    (4)内地做，由内地直接出口占9%；
    (5)外国做，即在外国直接出口者有18.5%。
    后二者乃为典型的“三角贸易”。
    前述调查研究在投资地点的分布上，再次印证了近20年来广东经济高速发展与珠三角（加上毗邻动力来源的香港）地区突出成长的事实。
“港珠都会区”的地理范围亦已隐然界定（注：广东省如将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及北部山区分开观察，前者与后二地区在1980年的人均国民
所得差距，到了1993年并未缩小，还略有扩大之势。换言之，三个地区的经济成长速度相近，表示了广东省由外资带动的全面发展；而地区差
距存在，似乎也显示了都会集聚经济直接幅射的地理范围一直是在珠三角地区内。1997年调查样本投资地区的分布，印证了此一事实。）。
    除此一调查研究外，作者和研究小组目前正利用前引资料库与一项企业普查资料库，自集聚经济的观点，来进一步验证港珠一都会区的形
成与中心都市香港、副中心深圳经济功能的关系。他日或能得到更为周延与具体的结论。
            四、小结与政策涵义
    过去10年来随着本地制造业跨境生产的持续、大陆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外资与出口带动的泡沫经济发展，令香港成为区
域资金的驻脚站，并迅速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有限的本地资源包括土地（住房、办公楼）、人力与本地货币、资金市场无法立即调适其供给量
。高昂的资产价格，严重地打击了香港的竞争力。自由经济下的银行体系中，本地贷款的抵押品四成是房地产，五成是股票。贷款的用途，五
成以上与物业发展、按揭业务有关。金融、地产的共生关系一直是1997年过渡前的隐忧。经过三年来种种金融制度面的改革与法令的修订及执
行，这个系统缺陷大致逐渐弥补了部分。
    但是为了形成本地区的金融中心，港府自80年代起，策略性地针对新加坡与其他竞争都市，制订宽松的金融法例。基本上完全国际化与制
度上、运作惯例上不设防的香港金融市场，平时有其区域竞争优势，但在面临区域金融风暴时，其固定汇率就成为炒家当然目标。自1997年10
月以来，在风暴影响下的香港经济其实正在经历调整的阵痛，以重建价格上的竞争力，并且迫使社会与政府正视香港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首先在短期问题上，香港要决定：(1)汇制与汇率何去何从？(2)如何稳定主要产业部门下跌的颓势与力挽衰退之局？包括避免失业问题的
恶化，产出值进一步的下降等。同时在长期间，则要制订正确的经济永续发展之路。根据作者初步分析的结果，目前已观察到的发展趋势是：
    (1)联系汇率制度，包括现行汇率，在年内当不致改变。但到了次年，最多一年之后外围情势持续不利，例如人民币随日币不稳，东亚、东
南亚国家币值再度下贬，重订汇率非不可能。如果欧元在一二年内为各国央行普遍接受，港元联汇制由钉住美元改为钉住欧、美元或欧、美、
日元、人民币亦有可能。简言之，短期港汇多半可以不变，中期（1～2年）则汇率重订与汇制改革的可能性不能低估。
    (2)外国因素不利可能持续1～2年的预期已十分普遍。香港此一市场经济体系惟有依赖一般价格水平下跌（包括工资、租金、资产价格、商
品价格等）来解决衰退之局。但是特区政府已不再是当日的殖民政府，较具干预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必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香港总体经
济体系的“自由放任”特质已经在逐渐变化中，而影响因素有来自“母国”的管治哲学不同，“港人治港”种种期望的升高与民主程度增加之
后不同阶层的利益须经协调等。但东亚金融风暴后，国际资金、金融机构与金融“自由化”犹如一刀双刃的特质已为港人认识，当不再对理论
上存在的自由放任式经济心存幻想。换言之，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似乎不能再视为香港经济未来继续发展的最主要方向。1998年7月底作者对
259家本地工商企业所作的景气意见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一年后，前景最暗淡的行业包括零售、酒店、制造、旅游、地产等，运输、贸易、金
融等次之，而以离岸贸易与珠三角港制造出口最不受影响。此亦证明了港珠经济连为一体，中心城市香港可借而获得相当大的对风暴的减震效
果。
    在长期发展策略上，香港也似乎该逐渐认识到，其本身早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未来如欲永续发展，则与邻近珠三角地区一同协
作当是惟一的道路。自港珠都会经济体的观点来讨论香港经济问题，过去10年经济成长既是在此一格局下维持，那未来的方向恐怕还是得在此
中找寻。终究，再复兴香港的制造业，恐也为时已嫌太迟。何况如眼光观照中心城市（香港）以外，以整个港珠都会区为标的，此一经济体中
，倒是各级产业部门配套完整，无所谓空洞化的问题。
    因之，基于此一观点，作者以为香港讨论跨世纪发展策略时，应该体认到过去“经济结构的变迁”基本上也是“都会区域分工的演变”。
而此都会区域是指香港与经济特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城镇，或者称是“港珠都会区”。思考香港未来的持续发展，不能离开“周边地区的同时
发展”此一因素（注：都会扩张论用于香港所以可能比外资论更契合现实，乃因具有一定的条件：  ·政策的推力（香港产业政策）与拉力（
特区政策）。  ·经济的推力（香港生产成本高企）与拉力（广东生产资源充沛廉宜）。  ·地利：香港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配套完整的国
际都会经济，天然核心；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城镇）地理毗邻，且本为农业地区，跨境生产或设厂成本廉宜。  ·人和：香港制造业者创业家
精神旺盛，本有主观意愿把握任何新机会；而跨境生产不比耗资较大的海外投资，提供了中小企业客观可行的扩充条件。）。
    香港目前是国际金融商贸中心之一。其种种优势当然可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但如观察目前状况，香港的实体经济面，有效辐射范围基本上
以珠三角地区为边缘。此一地区与香港和经香港与外国经济贸易关系之密切，远超过其与省外地区的关系。港珠都会区经济上自成格局之势隐
然可见。因而，为了配合市场力量的空间分布，集中发挥香港有限资源（种种有形、无形的优势）的效用，创造本身与协助都会区内其他地方
的持续繁荣，这个大都会地区更应该是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重心。当然，此一看法并不排除在特定范围或项目上，香港完全可以面向全中国，
发挥其比较优势，作出一定的贡献。
    基于这个论点，观察这个大都会区跨世纪发展的瓶颈，大概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探讨：(1)都会区的“郊县”（珠三角）人力资本累积不足；
(2)“郊县”的企业经营环境，尤其是法律制度与行政体系值得进一步完善；(3)“都市核心”（香港）与“郊县”地区的发展计划各自为政。
    而以香港目前具有的人力、物力条件，是完全可以在这三方面提供双方互利、而短期内可行的协作。换言之，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
恐需以都会区内为标的，而不再只着眼于中心都市本身。亦即在政治上“一国两制”而经济上采取一个协调都会中各个“次区域发展”的宏观
经济策略。香港经济政策大概已无太多独立考量的空间。
    当然，全局观应用在香港跨世纪发展策略上时，也许一时出于港人保守心态，有种种顾虑产生。但如深入考虑港珠地区早已命运与共的事
实，则退一步想，海阔天空，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可以是格局广阔，商机无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