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956
【原文出处】创造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911
【原刊页号】18～19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中国经济面临调整期
【 作  者 】周文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
【 正  文 】

    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后，调
整期为两年，经济就会迅速反弹。而这次下滑超过了三年。这意味着中
国经济运行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期。

    任何一个国家，当经济猛开快车后都有一个大调整。这几乎是一个
铁的规律。欧美在80年代冷战后进入大调整，现在正是“精神抖擞”之
时。日本经济高增长30年后，从1990年开始进入调整期，而且，这个过
程迟迟未能“功德圆满”。东南亚诸国用了20年创造经济奇迹，现在一
场金融危机正逼着它们全面调整。中国改革开放20年，经济增长的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个根本性的大调整已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成“两步走”。第一是80年
代，主要是内需推动。当时对外开放程度尚小，长期计划经济造成商品
短缺，市场饥饿，居民投资胃口较大，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步是90
年代，投资和出口唱了主角，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完成了“外向型经济
”转变，国内市场由卖方走向买方。

    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增长被学者称为“中国奇迹”。其成就之大，
举世瞩目。但在奇迹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逐步凸现出来。

    支撑90年代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因素是超高速的投资，造成大量泡沫
经济。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于是有人认为，通胀下来了
，经济就能平稳、健康发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泡沫”实质上是
经济长期无效供给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货币信号。从历史上看，单纯的“
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技术水平低，易于学习。抢投资，挣项目，成
为“流行的风景线”。“大兴土木”，项目“天女撒花”，产业结构雷
同，整个经济增长重在量的扩张。克鲁格曼基于东亚模式重投资的数量
扩张、轻技术创新的倾向而得出“东亚无奇迹”的论断。它说明，仅靠
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是不可能长久的。超高速的
投资，一方面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瓶颈制约；同
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1997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3万亿元。
其中，1.3万亿元属于非正常。在家电、 机械加工行业设备闲置率高达
50％。

    在90年代经济增长中，出口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在日本经济鼎盛时
期，出口导向型模式成为“四小龙”“四小虎”努力的方向，中国华南
、东南亚纷纷加入该行业。但当美国经济完成冷战后的大调整，从复苏
走向繁荣，日本经济则进入大调整。出口导向型模式“人满为患”。学
者们认为，东南亚模式普遍遭遇金融危机的“洗礼”，在很大程度上是
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经济虽然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出口
却深受影响。近年来，由于对东南亚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出口
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当投资和出口备受考验，中国国内市场就显得更加脆弱。中国国内
市场被人为分成两大块：农村和城市。传统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和城市与
农村天然隔离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推动进程。目前，中国城乡
差距达到2.4∶1，已回到改革初的水平。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农村城市
化水平的步伐放快些，国内市场就会出现较好的梯度。仅耐用消费品对
中国经济的拉动至少还有十年，根本不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内需
梯度破裂，现在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汇集
”在90年代，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面临着新的“瓶颈”。

    当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产能过剩，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体制的摩擦
上。条条经济，块块经济，导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预算约束软化致
使国企低效率；企业的高负债，使银行陷入“呆帐”“死帐”，加大了
金融风险。

    此外，科技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传统产业大
量沦为“沉没成本”。因此，建立在低技术水平上的中国经济无法回避
新技术的挑战。体制、产业、企业、技术都面临着大调整。

    尽管眼下经济大调整席卷整个世界，而且更是亚洲经济的“流行主
题”。但是中国显得与众不同，日本、东亚是属于在金融风暴之后不得
不进行的调整，带有强制性、被迫性。而中国是主动实施的，带有前瞻
性。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20年的经济高增长使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
高。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这说明中国尚待开拓的潜在
市场仍然较大。一旦这块市场被激活，这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
大支撑点。据统计，目前过剩的家电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
冰箱、彩电、洗衣机等11种产品普及率只有25％。因此，中国市场仍是
一个正在发育的市场，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是青春期的问题，而非更年期
的问题。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尽管经过20年改革，中国经
济的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增强，经济总量得到巨大增加，1978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7年达74772.4亿元。 根据当年平均汇率计
算，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为717美元， 按照世行划定低收入（低于785
美元）、中收入（785——3125美元）、中高收入（3125—— 9656美元
）和高收入（9656美元）国家的标准，中国尚未跨过中低收入国家的门
槛。同时，据统计，1996年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农村贫困人
口为5800万人，两者之和为697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7％。 这说明中
国经济可挖掘的发展潜力尚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存在经济快
速增长的巨大空间。

    第三，中国经济中的技术含量较低，有较大的升级余地和创新空间
。在中国经济中，无论从管理体制到技术层次，还是从基础设施到高新
产业，从传统领域到新兴领域……由于起点较低，整体水平仍然不足。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后发优势。从理论上看，一国经济的增
长主要决定于三大因素：（1）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增加；（2）产
业结构升级；（3）技术升级。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 而推动技术
进步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行开发研究；另一种是模仿、学习。
相对说来，技术的开发研究成功率很低，模仿、学习则简单容易得多。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处于技术的前沿，只有通过自行开发研究才能实现技
术进步，因而总体发展速度较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
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这
种后发优势可以使经济调整的成本达到最小。从50年到80年代，日本以
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依靠的是这种后发优势，中国
经济20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了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深化阶段，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中国经济20年的市场化改革，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
方式，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确立了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创出了一
条富强之路。但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还不完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不低
，但许多方面仍无法与国际惯例接轨；传统的单一的企业体制有所创新，
但最终矛盾仍没有解决……这预示着在体制改革上仍可以有所作为，大
做文章，获取较大的体制创新收益。
【责任编辑】高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