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1262
【原文出处】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60～64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跨世纪的最佳战略选择——关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问答录
【 作  者 】高放
【作者简介】高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迈不出大步，一是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来自既
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过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是邓小平讲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
议会制。
【关 键 词】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战略选择
【 正  文 】
    问：去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20年来，改革开放迈出了几大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发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多。改革似乎失去了早先的势头和动力。你认为在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答：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也应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缓行。持这种观点
的人说，1989年的动乱就是由于当时急于搞政改、破坏了稳定造成的。苏联也是由于政改超前才导致了政权易帜。中国“六四”以来的10年稳定
也正是由于纠正了原先领导人急于政改的错误才取得的。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有片性。它是从某些表面现象看问题，作了不正确的论证，而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近20年的实践恰恰证
明，我国的改革正是从政治领域率先开始的。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从政治改革开始，打破了新的个人专断，发扬了党内
民主，从而才能确立新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然后才推行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前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场思想大博斗，它冲破了“两个凡是”
的禁锢，才造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孤立，从而才能端正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这就是政治改革先行。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政治改
革的胜利，哪有后来20年的经济改革？所以我说，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先行。中国的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从理论上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政治要先行呢？这是由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先夺取政权，先确立政治体制，依靠这个政治体
制的决策，然后才建立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对外关系体制。后建立的这些体制，都是从政治体制派生出来的。政治体制如果原封不动，其他体
制的改革也就很难推进。要是强行单独推进某一个体制改革，那就势必造成体制结构的失衡，从而使这种改革走上邪路，远离原来的初衷。
    问：中国的改革就存在这种情况吗？
    答：不能笼统这么说。我刚才说过，中国的改革，起初是政治先行，先有政改，然后才有经改。只可惜后来政改停顿了，滞后了。这就带来
一系列问题。
    首先，最明显最严重的两个问题是官员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加剧。86年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说，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
如果出现百万富翁就意味着改革失败了。显然那时是把百万富翁视作“新资产阶级”的。在这里“新资产阶级”是定性，“百万富翁”是定量。
《邓选》第三卷出版时，此文被删去了“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的制度下产生”这句话，下面的“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句话还保留
着。“新的资产阶级”是个抽象的概念，离开了具体的定量分析，其所指就是模糊的。什么叫“新的资产阶级”？它不是单个的人，不是十个八
个大款，而是一个社会群体。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几十个上百个，千万富翁不下数十万，百万富翁据报上宣布1995年已达100万个，现在已远远
不止这个数。95年公布的这100万个百万富翁， 并不包括任何一个党政官员。其实最可怕的不是产生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产生官僚资产阶级，
贵族资产阶级，特权资产阶级。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从上到下都失去制约，党政官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使得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
吞公有资财，掠取百姓血汗。在计划经济时代，党政官员还不能成为百万富翁，那时权钱交易很困难，干部搞特权，无非是房子大一点，汽车好
一点，吃喝多一点，办事方便一点。除此之外，他们很难获取现金，很难大量积累财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同了。权力的含金量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有的高官受贿时赤裸裸地索要美金而不要人民币。有的高干子女凭借人所共知的优势办公司，炒地皮，倒批文，玩股票，可以一
夜暴富。这归根结底是由于权力失去监督，进入市场，官员搞权力寻租造成的。如果20年来政改、文改与经改一直同时进行，引进社会主义民主
和自由机制，使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那么，可以断言腐败是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的。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另一种严重后果是党群关系急剧恶化。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已经搞得“民怨沸腾”（朱ｒóｎｇ＠①基语）。为什
么会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缺少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民主是政治体制问题，自由是文化体制问题。我们之所以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缺少社
会主义自由，就是因为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没有大改革。20年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有大改革，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对外关系体制也有大
改革，从对外封闭改变为对外开放。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还是实行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
    由于政治上民主机制不健全，所以人事上裙带风盛行，这才使贪官、昏官能够窃据高位。有的干部劣迹昭彰，几为千夫所指，却仍能继续升
迁，为祸一方。人民难以选择谁来当自己的公仆，又难以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各级党政官员大多只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负责，而很少对人民群众
负责。这样他就必然对人民的意愿和呼声置若罔闻。在许多基层政权那里，芝麻大的官都可以君临百姓，为所欲为。这都是干部手中握有不受群
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党的机关管不好自己的干部，干部又以其腐败行为与群众尖锐对立，这就使党群关系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这些年，各地
闹事不止，上访不断，已经给党群关系敲响了可怕的警钟。
    问：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官员腐败愈演愈烈、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以及裙带风盛行、党群关系恶化等
等。这种种问题，老百姓都看到了，感受到了，难道决策层就不了解、不忧虑吗？何以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迈不出大步呢？
    答：这个问题当权者讳莫若深。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认识上存在误区，一个是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过大。
    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认为政改会削弱党的领导，一个是认为政改会破坏稳定。
    政治体制改革，对党的领导而言，不是削弱，更不是取消，而是改善，是改变领导方式。党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规范、监
督、保证式的领导，而不是以党代政，包办一切，更不是书记一人说了算。那种一把手拍板式的领导，绝不是好的领导，而是封建家长制的翻版
，是君主专制和寡头政治的遗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决策机制，实现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这种改革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还会提高党的威信，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至于政改与稳定的关系，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发现，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加剧了腐败，危及党群关系，才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如果说中
国目前存在不稳定因素的话，那么，最大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腐败，是腐败造成了一个寄生的腐朽的特权集团，是腐败加剧了两极
分化，是腐败导致了权力私有化，败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恶化了党群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公正，正是为了铲
除腐败，从根本上清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怎么反而说政改会破坏稳定呢？如果主要依靠过度集权、加强控制，可以保
持一时表面的稳定，但是却暗含着长久的深层的不稳定。定时炸弹总有一天是会爆炸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已有先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证明
，光靠加强控制是不行的。罗马尼亚靠武力压制就不行。齐奥塞斯库想用保安部队镇压群众，可是保安部队在关键时刻不愿向群众开枪，酿成哗
变，结果垮得更惨，不仅亡党亡国亡制，而且齐氏夫妇被起义群众处决。中国是个大国，如果不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任腐败发展
下去，继续加快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势必会酿成大乱子。即使依靠武装部队能够控制住局面，那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其结果必然是
党群关系无以修复，党本身也就变质了。我相信，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的。
    问：我国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如何？
    答：在这个问题上，据我的看法，理论界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种是“左”派观点。他们对经济改革很不满意，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率的问题，不是搞市场经济，更不是推行
股份制。“左”派对腐败也很不满意，他们也反对腐败，认为两极分化这么严重是搞市场经济造成的。在政治上，他们认为还是要强化党的一元
化领导，加强中央集权，尤其要警惕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走资派人物，所以只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
反对根深蒂固的“左”，不强调改革开放。
    另一种是右派观点，他们认为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很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了多年的党政分开，可始终就是分不开，所以只有搞
西方那种多党制，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引进来。
    还有一种是风派观点。有些人缺乏原则坚定性，一味跟风跑。他们心中也明知政改滞后的危害，但是口头上笔杆下却借口中国大众文化水平
低，政改涉及许多人的权益，不能操之过急，急了会引起动乱等等，为当前政改滞后的现状作掩饰和辩护。
    我认为，“左”、右两派和风派都不对。如果我们坚持“左”的一套，最终只能加强右派势力，为右派观点提供市场。时间拖得愈久，群众
就愈认为共产党自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腐败没有根治办法，这样西方那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这样很危险
。
    苏联东欧的剧变，并不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转向，搬进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从而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89年以前是反对多党制的，89年底，他还说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可是90年就变了。为什么？党内外压力太大。你说多党制不是灵
丹妙药，难道一党专制就是灵丹妙药吗？一党专制连党内民主都不发扬，共产党自己无法监督自己，人们于是只好转向多党制。这种强大的压力
苏联东欧都没有办法顶住。为什么顶不住？就是因为你自己抱着一党专制不放。社会主义民主的康庄大道你不走，一味固守首个人集权与寡头政
治，只由政治局少数几个人决策，终于使人民失望了，所以人民才转向多党制找出路。好歹在多党制下的政府还可以得到监督，在一党制下，谁
来监督党中央？没有人能够监督它。本来是有一套可以监督的理论和机制的，但不去开掘、发展，而是压制，结果逼群众向右转，拥护多党制。
这是自掘坟墓。
    问：那么，社会主义民主之路在哪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是什么呢？
    答：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这就是基本思路。
    什么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理论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讲过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党政
分开。80年的“8.18”讲话，专门讲了这个问题，86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87年十三大关于党政分开的决议就是根据邓小平理论作出的。按照
邓小平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位的、首要的关键是党政分开。他说，党政分开，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
，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位的问题才是机构改革。可实际上，改革开放20年了，党政不但没能真正分开，而且更强化了党政一体化，
以党代政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党代政的体制。从中央一级来说，重大问题都由政治局和常委决策，中央全会
认可，各部门由党组决策。在基层，有的一人身兼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三职，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党政分开，邓小平说要从中央做起。现
在看来这很困难。
    机构改革当然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这只是第三位的工作。第一是党政分开，第二是权力下放。第一、第二位的东西不动，党政分不
开，权力仍然过度集中，这必然要增加管理人员，必然导致机构膨胀。机构膨胀是由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造成的，不从根本上下
手，只是减少人员，过不了多久，难保不会再度膨胀。建国以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已进行了七次，第一次是51年，第二次是56年，第三次是6
0—64年，第四次是82年，第五次是88年，第六次是93年，加上98年的改革，共有七次。前六次的情况来看，结果都是精减一次，膨胀一次。比
如93年的改革，国务院直属机构由19个减为13个， 不也减少了1／3吗？结果怎么样？5年后不是又膨胀了吗？其实，大大膨胀的何止是政府机构
？党的机构、人大、政协的机构以及各种临时机构不都是大膨胀吗？只精减政府机构是根本解决不了“十羊九牧”的问题的。没有政改系统工程
的整体推进，机构膨胀问题肯定还会再度发生。膨胀—精减—膨胀的恶性循环的根子在党政不分、权力过度集中，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机构改
革都只能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这三个方面都要求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委会转移到党代表大
会，党代表大会应恢复1956年八大规定的年会制和常任制。现在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党代会，这是1969年九大极左路线时定下的，应该改。同时
各级纪委应改由党代会领导，向党代会负责，专门监督各级党委。党际民主关键是提高8个民主党派的地位， 使它们成为参与联合执政的政党，
选拔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正部长以至副总理，使他们能够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参与国家决策，真正有效监督共产党。人民民主关键是
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就要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和作用。我曾经给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办的《人大研究》杂志写
过一篇文章，题为《陈景润担任人大代表留下的思考》（载该刊1996年第10期）。陈景润是我的中学校友，成名后当选人大代表。他曾对我说，
每次召开人大会他都最高兴。因为在开会期间，他吃得好、住得好，可躲开一切家务和人事的纷扰，专心看他的外语和数学书，开会时多半一言
不发，只管举手。选什么人他都画圈，什么决议他都赞成。我以此为由提出了对人大代表实行三减、三增的建议。就是减少劳模（包括有突出贡
献的自然科学家）、减少官员、减少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增加政治热情高、政治知识丰富、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人士、增加党外人士、增加非政
府官员的比例。延安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1／3。现在党员加官员占了代表的绝大多数，约占70％。这不利于吸纳社会各界
，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意见。人代会应反映真正的民意。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占了绝对优势，这样怎么能发挥人代会的监督作用？社会主义的人民
民主又如何得以充分体现？还有，省一级和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迟迟不能改为由选民直接普选产生？至少可先在一部分地区试点，既然村民委员
会领导人由村民竞选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为什么不能尽快推广到乡镇和县一级领导也实行直接差额竞选产生呢？将来省级和国务院领导也可以实
行差额竞选产生，共产党提出两个候选人，不论谁当选，都能保证实现党的领导。
    苏联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发扬，这样就会给右的观点开辟市场，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认同。苏联解体七八年了，经济搞得这么糟，现在的俄国人却仍然能够忍受，仍然害怕共产党人重新执政，担心再回到苏共过度集权时代。日本
共产党调整了政策后，威信逐渐提高。许多支持日本共产党的选民说，我们很想投你们的票，但共产党这个名称令人感到可怕，能不能改个名字
，别叫“共产党”？显然，日本的民众是把“共产党”和极权专制划了等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的确太缺乏
了。如果我们再不正视这一点，不发扬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搞体制内的改革，最后有可能步苏东后尘而被迫去搞体制外改革，即引进西方的
多党制和议会制。体制外改革的后果就是共产党失去政权。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我们应该主动自觉地进行体制内改革。这种体制内的改革
，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说的实行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不搞权力过度集中，发扬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真正落实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宪法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全面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全中国
人民在世纪之交唯一正确的最佳的战略选择。
【责任编辑】李东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铁去失右加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