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3114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54-58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 作  者 】刘陆天
【复印期号】199706
【 标  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
【 正  文 】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发展中国家为使其现代化进程顺利进行，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型政府，而要使政府有权威，又需
要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为其后盾。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模式应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执政。文章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一、
处于不同现代化阶段上的国家，其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也有差异；二、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的高低与执政党的强弱成正比；三、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对权威政府的历史需要。
    关键词  政党政治  政党制度  政府权威  发展中国家
            ＊                ＊                ＊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权威型中央政府的确立，往往需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来保障。在政党政治体制下，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
主要来自各种形式的政党。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其政府权威的大小总是与政党力量的强弱密切相关的。明确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
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处于不同现代化阶段上的国家，其政府权威与政党政
        治的关系亦有差异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因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状况等方面的不同而在不同范围和不
同层次上展开。
    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府权力，故而其政党政治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框架的范围内展开的。在这些工业
化国家中，政府的权威主要不是依靠政党组织，而是依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来维系。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大都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美国在建国不
久之后就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从没有第三党上台执政，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英国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逐步形成了近似于两
党轮流执政的模式。法国和意大利则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90年代中期，虽实行多党制，但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
政。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可以看出，一党长期执政与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的政局相对稳定，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往往政局多变。在法
国，直到1958年戴高乐改革，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削弱了政党的作用后，政局才趋于稳定。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已发育成熟，对政府权威的需
求较低。这样一来，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幅度也就较小。不论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它对政府权威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发展中国
家。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比较典型的这类国家是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在工
业化初期，政府权威往往离不开强大政党的支持。在韩国，自1945年独立至今，共出现过80多个政党，除目前尚存的4个之外，其余的70多个政
党中，存在15年以上的只有一个，即朴正熙的共和党，当朴正熙被害后，该党也随即解散；存在10年以上但不足15年的也只有一个；大多数只存
在几年左右就消失了。所有政党都以政治人物为中心建立或解散。这表明，韩国政党的组织持续性很低，国民支持度也不高，而派别性很强，这
个特点贯穿韩国整个现代政党发展过程。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历届韩国政府都得不到一个强大政党的支持，致使50年代的李承晚政府一直不稳，
国家政局动荡，从而出现了1961年至1979年的朴正熙军人政府和1980年至1988年的全斗焕军人政府。可见，在韩国现代化初期，政府权威缺乏强
大政党组织的支持，就以军人干政填补了这一空白。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虽然实行多党制，但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就这些新兴工业化国
家和地区的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权威需要强大的政党组织来保障。当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5000美元左右，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之后，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则趋向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状况。
    在现代化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又呈现为另一种状况。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社会文化水平较低，对多党
制难以操作，往往以一党制为选择对象。从5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大多数国家选择了一党制或事实上的一党制。到1990年初，
在45个非洲国家中，有29个实行一党制；有9个国家为多党制，这9个国家中又有7国长期由一党执政；另外7国是军人政权或无政党的王国。在拉
美，1954年时有20个独立国家，其中有13个处在旧式军人统治之下。到1959年，这类军政权只剩下4个。但此后拉美的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60年代到70年代初，这一地区有12个国家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特别是美洲南端国家出现了清一色军人执政的局面。就这些发生
政变的国家来看，政府背后大都没有组织强大的政党，根基不深，无法保证政府的权威，因而在军人的冲击下垮台。直到80年代后，拉美绝大多
数国家才再次逐步恢复代议制。
    近年来，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由一党制转向多党制。例如，在非洲29个实行一党制的国家中，有18个已经或宣布实行多党制。从历史上看
，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多党制下的政府普遍缺乏权威。至于这次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多党制浪潮，能否带来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与高效率的政府，则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对于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党制虽有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但往往使政府的权力超出必要的限度，导致极权化行为或
直接实施极权统治。而多党制虽有利于社会民主化的演练与进步，却常使政府陷入无端的党争，导致政局不稳，从而影响到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
展。可见，政党政治的每一种模式各有其利弊。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国彼此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既有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
方面的横向差异，又有因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而呈现出来的纵向差异。各个国家只能依据自身的状况选择其政党政治的模式，寻求其政府权
威与政党政治之间适度的关系。用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或观点，以同一的标准看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的这种关系，是不妥当的。
            二、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的高低与执政党的强弱成正比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现代化也就是一个政治体系制度化的过程。只有政治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才能持久确保政府的权威。西方发达国
家的政治现代化水平较高，已使政治实现了制度化。而发展中国家还未实现有效的政治制度化与规范化，政府权威的确立往往需要借助强大的执
政党的力量来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政府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将各种新的政治集团纳入政治体系的有效的政党制
度。而政党制度又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许多
晚期开始现代化的国家，缺少能够成功地满足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
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政党。”[1]亨廷顿把一个强大的政党看成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
实现政治安定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他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
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同有强大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2]对于政党数量与政党力
量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亨廷顿认为：“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
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稳定的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得多。……在现代化中国家
，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3]简言之，亨廷顿的逻辑是，一个
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安定，政治安定需要政府权威来保障。政府权威又植根于强大的政党，强大政党往往产生于一党制国家。一党制
以无可匹敌的组织力量确保了政府的权威。这一逻辑是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得出的，是有现实基础的。
    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权威型的政府之所以离不开强大政党的支持，是由处于这一政治发展阶段上的政治体系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这是政
治稳定的需要。政治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引起社会的震荡，往往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在这一过程中
，原有的政治秩序已被打破，原有的政治组织已逐步丧失其政治功能，但新的社会政治机制又不可能一下子完备起来，于是强大的政党组织就成
了维持变革社会中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其次，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需要。一个社会的政治变革需要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动
员与政治参与需要有组织有目的，往往是以政党为核心展开的。由政党提出政治目标，争取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去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这一政治
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是新的政府权威确立的过程。再次，政府管理的需要。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还没有形成相对
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也不象工业化国家那样有条不紊地运转。在这一社会状况下，政府往往需要借助强大的政党组织进行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
，否则，政府常陷入行政不力的困境。
    西方国家，是先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然后才逐步发展并形成其政党政治制度的。政党活动一开始，就被规范在国家权力框架结构的范围
内。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先组织成立了政党，然后才在政党的领导下取得国家独立，进而执掌国家政权。即政党政治形成
在前，执掌国家政权在后。这正好与西方国家的次序相反。这样，发展中国家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以及历史使命
等必然会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别。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支配作用比西方社会中的政党要大得多，甚至时常起到国家政权支柱的作用。
    不论从普遍意义上来看，还是从某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特例来看，在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里，特别是在那些大国，稳定而又有序的社
会政治秩序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保障。一个权威型的政府又往往需要借助于强大的政党组织来维系。执政党强大，政府的权威就大；执政党
力量弱小，政府的权威也就相对较小，二者之间的关系成正比。这一内在的本质关系，深刻地反映着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及政府权威的之间的关
系和发展趋势。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社会对权威政府的历史需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问题也较为复杂，在政治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
治发展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就非常注重政党对政府的保障与支持作用。他认为：“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和组织者，其作
用有特殊意义。”[4]列宁特别看重执政党所具有的组织力量与领导力量，他指出：“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
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权力，思想
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5]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内在关系的
要求是一致的，某些党与国家的兴衰史则从实践上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权威。在这样一个大国，要确立一个权威型的政府，这种权威型政府没有一个强大的执
政党来保障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一政党体制呈现出了维系中国社会权威政府的
显著特点：
    其一，中国共产党法定的领导地位。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法定的执政党地位。一个政党被从最高法律上规定为执政党，这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中国共产党
法定领导地位的确立，使政府长期得到强大执政党的支持与保障，摆脱了多党制下由于连续不断的党派纷争引起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可使党和政
府集中力量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同时，这也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地位。
    其二，党的组织力量强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政党。党的组织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
服从中央。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才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
村，党的各级组织无处不在。正是依靠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才得以实现党的各项奋斗目标。反之，一旦党的各级组织遭到削弱和破坏，党和政
府的号召力就会降低。近年来，党在农村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削弱，社会上其它一些非党组织及各种自发势力就乘虚而入，就很现实地说明了这
一点。强大的党的各级组织，是党和政府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的组织手段，也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工具，更是政府权威的组织保障。
    其三，人数众多的党员队伍。
    在全国，中共党员有5000多万。这么多的党员，分布于党的各级组织中，贯彻党的指示，执行党的决策。在党的队伍中，聚集了大批优秀人
才。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法定的执政党地位，这便于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参与国家管理。党不断吸收与选拔社会上各行
各业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使党的队伍素质不断提高，由众多社会优秀分子组成的党，成为全社会团结与稳定的核心力量。
    其四，丰富的历史资源。
    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形成，与中国社会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
命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了民族与民主革命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地位为党领导下的政府的权威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呈现出的维系权威型政府的特点，适应了中国社会对权威政府的需求。如前所述，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
中，政府权威与执政党强弱之势成正比，中国社会对权威政府的需求以及多党合作制呈现出的特点，正是这一基本关系的具体体现。
    注释：
    [1][2][3]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8、396-397、408-410页，中文版，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列宁文稿》，第1卷，第317页。
    [5]《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
        作者  刘陆天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上海市，200437）
                                        （责任编辑：韩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