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338
【原文出处】中国市场经济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05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1
【 标  题 】政治大智慧的时代篇章——论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性精神
【 作  者 】《中国市场经济报》评论员
【摘 要 题】本文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既积极进取又科学冷静的理性精神，是中国长期“利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
民之所以十分珍惜自己的未来，外国人之所以长期看好中国的市场，其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文章认为，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现实主义。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一切抽象的改革方案，冷静面对一切动人的
改革口号，彻底摒弃一切“左”的与右的政治幼稚病，使政治路线始终保持积极、稳健和科学的方向。
【 正  文 】
            一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坚持以科学务实的理性精神指导改革开放，反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形形色色的浪漫主义，是我国
改革开放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的特征。
    坚持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相结合，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使之相互推动，相
得益彰。正因为这样，我国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回顾了中国改革开
放事业的历程和取得的经验，强调指出：“这种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
积累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同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避免发生大的社会
震荡。”这就是由邓小平同志倡导的、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发展了的理性精神。
    这种既积极进取又科学冷静的理性精神，是中国长期“利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之所以十分珍惜自己的未来，外国人之所以长期看好
中国的市场，其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性精神是在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成长和体现出来的。
    ——冷静分析和处理了政治风波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胜利经受住了一场国内外政治风险的严峻考验。当时，西方列强联合制裁中国，
经济滑坡，外资剧减，市场冷清，到处是“利空”的消息。国内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于1989年6月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代表中央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
摇；另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对待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江泽民同志遵循了邓小平的建议，一是冷静观察，二是稳住阵脚，三是沉着应
付。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全国人民在很短时间内各个击破了国际封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既没有退回
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又避免了做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国的悲惨结局；既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又毫不
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胜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胜利经受住了一场国内经济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自1992年下半年后，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中，出
现了严重的问题。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财政困难加剧；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
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过多；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逐月加快。中国经济如脱
缰的野马，不加控制不得了。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日印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回顾当时的情况，大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对工业速度是否过快
、投资规模是否过大、票子和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多、通货膨胀是否在加剧等问题的看法均有较大的差异。有的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一定的通货
膨胀是必要的，这种以“通胀必要论”为代表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落实起来有相当难度。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两害相权取其轻”，体现了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理性精神。一方面，预见到实行16条措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
速度将要减慢，有些企业将要减产停产等不利后果；但另一方面，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大局着眼，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行政的经济的手
段，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打击了无理性、无秩序的泡沫经济，捍卫了经济理性，加强了中央
的权威，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次宏观调控，得到了国际政界特别是金融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驾驭经济的能
力得到举世公认。亚洲金融风暴一出现，这次宏观调控的巨大意义便立刻显示出来。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胜利地承受住了一
场外部经济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1998年，周边国家货币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外贸出口一路下滑；国内逃汇、套汇活动猖獗；虽然中国经
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顺差，但外汇储备一度停止增长；而民间外币储蓄却大幅增加，外汇黑市交易重又活跃。从理论界到企业界，要求人民币
贬值的呼声时有耳闻。第三代领导集体顶住了这些压力，权衡再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判断是，人民币不贬值并非逆市场而为，虽然不
贬值使部分出口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但小幅贬值作用不大，大幅贬值只会加剧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结论是，不贬值利大于弊。除了经济上的
考虑外，从政治、外交的角度看，人民币不贬值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被投资者看作“长期利好的国家”。这又是“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理性精神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交往中的体现。
            三
    古人说：“事在当因，不为后人开无故之端；事在当革，无使后人长不敕之祸。”诚哉斯言！传统中该坚持的就坚持，不要丢弃，以免为后
人开启无故的事端；该改革的就改革，不要沿袭，以免徒增后人难以挽救的祸害。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现实主义。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国情
，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一切抽象的改革方案，冷静面对一切动人的改革口号，彻底摒弃一切“左”的与右的政治幼稚病，使政治路线，始终保持
积极、稳健和科学的方向。
    第一，在坚持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转轨。在1989年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中，掀起这场政治风暴的人们在一片“不要社会
主义”、“不要共产党”、“不要马克思主义”、“与过去告别”、“和过去决裂”的呼喊声中，选择了走西方模式的道路，彻底改变了国家政
权的性质。人们本以为只要推翻旧政权，美好的生活就会立即来临，但现实并非如此。与政治剧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转轨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稳定
和经济增长，反而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改革初期的政治共识：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必然更迭，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革逐步完善，最终完成转轨的任务，建立起符合国情
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转向市场经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组成部分，并把私有化作为
摆脱困境、振兴经济的关键。它们强制实行的私有化，只是被动地把所有权从国家手中转移到个人手中，企业行为、经济增长并未根本改观，社
会根本矛盾并没有因实行私有化而得到解决。私有化进程中的资金问题、观念问题、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政治家，有的一筹莫展。与此形成鲜明
对照的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前瞻了所有这些恶果，洞察了中国实行私有化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行性，面对一切不切合国情的改
革方案，特别是私有化改革方案，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在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走向市场经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倾向，认为国家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元凶
，“告别过去”就意味着要废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以，在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物资统一调配、固定价格、等级工资等传统制度的同时，也
废弃了国家对外贸、汇率、投资、信贷等宏观调控的职能。实践证明，一旦国家调控退出国民经济生活，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我们中国，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有比较及时和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承担起现代化的重任，并通过
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中央政府以强势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上。
            四
    第三代领导集体理性精神的产生是时代的要求，有其客观的必然性。首先是经济基础深刻变化的客观要求。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生
产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原来的大干快上、生产什么卖什么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驾驭
这种经济基础的能力、水平都要有相应的发展。有人说，中国社会七十年代靠体力，八十年代靠胆量，九十年代靠智慧，基本正确地道出了第三
代领导集体所处的九十年代的特征。其次是国内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国内改革事业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人说是进入了“深水区”，
改革的内容从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行。改革进入了一种高智力、高度理性化的阶段。第三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利益的多元化再加上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其矛盾比过去冷战时期要错综复杂得多，可以利用的国际空间和机会也
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刚柔相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家们必须是国际问
题上的“智者”，练就一双观察国际问题的“火眼金睛”。否则，便无法在复杂的局势中为我国争取到空间，机会放在面前也会不知利用，从而
丧失发展的机遇。
            五
    治国安邦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政治理性。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而持之，则
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建国50年以来，以及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不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历程，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治理国家中“得道
”与“不得道”所产生的结果的巨大差异。荀子所谓的治国安邦之“道”，具体到今天，就是江泽民同志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江
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在认识上和工作中，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之间摇来摆去，问题就在于没有
掌握唯物辩证法。我们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辩证法，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江泽民同志这段讲话意味深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掌握科学的治国之道，共同努力，使中国成为安定祥和、繁荣昌盛
的“积美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