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1-2973
【原文出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14-16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刘荣惠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国家对农业要实行宏观调控的总政策
【 正  文 】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指出了今后15年的前进方向。会议强调，经济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农业和农村工作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奋斗目标，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①农业的投入不足；②农田建设进展缓慢，水利设施老化失修，抗灾能力薄弱；③人口增加较快
，耕地面积锐减；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技人员流失严重；⑤农用工业发展缓慢，农资价格暴涨；⑥种粮、种棉比较效益低，农民生
产积极性不高。
    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九十年代如果经济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江泽民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农业问题、农村问题、
农民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小平同志和总书记的告诫是高瞻远瞩的。我个人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
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一段时间内，冒出了这个热，那个热，就是农业热不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突出
的是农村有三个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好：
    一是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二是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不协调的矛盾；三是城乡改革、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而且
，这些矛盾还正在加剧。
    造成当前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四条：
    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整个国家基本建设总投入中的比重低，比例关系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从绝对数字上是
不断增加的，但从农业的投入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又是趋于下降的。建议“九五”期间及今后，农业投入在整个国家基本建设
总投入中的比重，恢复到“一五”至“五五”时期的10％以上的水平。
    二是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国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应进行有利于农业的宏观调控。从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看，一般
积累率应控制在20—30％为宜。过高的积累，会带来国民经济发展的紧张， 也直接影响国家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 建国以来积累率最高的是
1959年，达43.8％；第二个最高的积累年是1960年，达39.6％；第三个最高的积累年是1993年，达38.7％。积累过高，直接影响农民消费额比
例的下降。我国1981年国民收入积累率为28.3％，农民消费额占消费总额的63.6％；而1993年国民收入积累率达38.7％时，农民的消费额下降
到消费总额的52.7％。在农民消费额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也必然随之下降，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后劲。建议把国家的积累
率仍然控制在20—30％左右为宜。
     年    价       农业基建投资(亿元)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比重
"一五"至"五五"期间      775.43              10.5％
"六五"期间              172.84               5.1％
"七五"期间              303.93               3.3％
1991年                   85                  4％
1992年                  112.7                3.7％
1993年                  136.9                4.4％
    三是我国工业和农业两大主导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保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合理比例，是确保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60年代三
年困难时期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近年来，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国1985年到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平均每
年增长4.4％；而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6.5％。 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是1:4。尤其是1988年，农业增长3.9％；而工业却增长了20.8％，二
者比例高达1:5.3。比例失调，影响农业， 特别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据对日、美、加拿大等国家的综合分析， 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工农业增长的比例一般应保持在2.5:1至3:1的
比例。而我国近几年的情况是：1992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20.8％，农业为3.7％，二者比为5.6:1；1993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21.1％，
农业为4％，二者比为5.1:1。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来，因工农业发展比例不协调，我国曾进行过三次大的经济调整。当前，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如果再发展下
去，形成第四次大调整，则悔之晚矣。在1993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近几年我国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比较突出，这给农
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的不利后果：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种粮种棉积极性受到挫伤，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撂荒现象；农民收入增长缓
慢，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已基本上恢复到农村改革前的状况；农业投入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簿弱环节
。
    四是已出台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现在，中央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空前的，但不能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
，不能形成“三口百会”农业。要真抓，而不能假抓，更不能半真半假地抓。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和政策多变，是障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个
大问题。比如，支持粮棉大县发展经济的政策，原定由政策性贷款解决资金，后又改为商业贷款。商业贷款没到位，又改为只给规模，而不给
资金。又如，原来国家收购粮食，向农民发放预购定金，农民可以用这笔钱事先购买生产资料。后来，把预购定金改为农业贷款，多数用不到
粮食生产上。
    在落实工作上，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只讲一个问题，即各部门要支农，不要坑农。在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不能搞以块块为
主的“诸侯”经济；更不能搞以条条为主的“部门”经济。同时，要注意和防止宏观部门管微观，微观部门管宏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往往是价值取向同比较利益紧密相连。搞市场经济我们同样要提倡、鼓励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现在奇怪的是，某些部门和单位在比较利益面前，“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却苛求农民不要计较实惠，这是有失公正的。各部
门要在服从国家利益、长远利益上，率先垂范，真心实意地确保务农者得到实惠。现在，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权。国家对重大政策的
制定、执行应有最高的决策权和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权。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切不要在农业刚有转机的时候，就好了疮
疤忘了疼，再重蹈“少了赶，多了砍”的覆辙。
    要摆脱农业发展目前的现状，实现五中全会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的奋斗目标，要解决以上影响农业大上的四个直接原因，靠在现有的基
础上对农业进行修修补补不行，必须在落实“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要从宏观上、深层次、大角度去研究、制定保
护和扶持农业的、带有跨越性的大政策。
    我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到90年代，应该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上去考虑。这里，我谈两个问题。
    一、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是有所不同的。纵观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实践，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挤压农业补工业，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作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中使工农两大产业部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法。我们建国以来
选择的道路是前者。为什么是这样呢？具体表现有三条：
    第一条，我国工业化的起步，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低水平下开始的，是靠农业积累发展起来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般是在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200多美元（1956年价）开始的。农业劳动力份额占60 ％左右；我国在开始执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0多美
元，农业劳动力份额高达83.5％。在如此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积累率。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积累率一直保
持在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40％，远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也高于同期中等收入国家。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这就意味着
要从农村抽出大量资金，使农业投入减少。
    第二条，我国的产业转化，是以延缓或抑制农业发展为前提的。世界上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业转化，大都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
业的顺序进行的。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农业和轻工业还未发育成熟之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首先向重工业大规模转移，造成重工业超前
发展。重工业无法从轻工业获取大量资金，而只能从农业中抽取，农业就成了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这种奇特的产业转换是以延缓或
抑制农业发展为前提的。
    第三条，国家为了保障对农业的抽取和挤压，在农村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国从1954年对农产品
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在城里，为保障低工资下的基本生活，在农副产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平均主义的票证管理。从
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各环节上，基本上排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价格上是没效率的，不能刺激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再加上城乡严格的隔
离，劳动和资本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据有关部门测算，从1953年至1978年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农业
为工业提供积累为6千多亿元。其中，一部分是农业税， 主要是压农产品价格。国家表现出来的有形收入是工商税，实际是剪刀差。
    这种靠挤压农业发展工业的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较快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代价是很大的。据
人民日报披露，1978年全国有29.6％的生产队集体人均分配不足50元，其中，人均不足40元的占16.3％。人均不足50元的困难县有377个， 占
当时全国2200个县的17.1％。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
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诚然， 小平是针对“四人帮”推行的极
左路线说了那段话，但也使我们认识到，农业和工业乃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以及怎样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
    二、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我国应该及时提出用工业积累支援农业的指导思想。
    根据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呈明显的规律性。可分为渐次演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段为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工业化初期，农业所占比重大，工业化所需资金自然要从农业提取。这时的政策主张是以农补工。
    第二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亦即农业和工业各自运用自身的积累自行发展阶段。这时，工业化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有了自我
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农业本身也要自我积累和发展，才能使工农业互为市场，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时，政府的政策主张应当是保障农业积
累不外流，农业与工业有均等的发展机会。
    第三段为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此时，工业化已达高级阶段，工业部门有了大量积累，农业部门产值份额和劳动就业份额都已很少。这时，
政府的政策主张应当是以工补农。
    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既然有阶段性，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处理。如果对农业抽取的强度过大，会造成农业的萎缩；反之，二业提前反
哺农业，会造成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
    那么，从第一段转向第二段的标志、特征和条件是什么呢？世界各国的经验有四条：一是产业结构已经以工业为主体，工业与农业的产值
结构份额大致为60％:40％，其中，农业份额不高于50％，不低于40 ％。二是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社会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不超过55％。
三是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不低于35％。四是人均GNP值按1980 年美元计算在1000美元左右。
    统计表明，我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净产值是1971年。当时农业的净产值占47％，经过大约15年的过渡，到1985年，农业的净产值份额
为41％，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6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6％，人均GNP值按1980年美元汇率计算接近600美元。这些指
标说明，我国从1985年以后，已可以从过去的以农补工阶段转向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国家应该停止对农业挤压的政策，办法就是缩小工
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如果90年代经济发展总的指导思想不是这样，仍然挤压农业，势必会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脱节，造成经济不能正常运转
。如果国民经济再来个大调整，那损失就大了。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从哪儿入手？为此，提两条建议：
    一是解决粮价问题。农民在完成定购任务的基础上，放开农产品的价格，按中央〔1993〕11号文件确定的执行“保量放价”的政策，使农
产品和工业品能够等价交换。如果一时做不到，也要适当再提高粮棉等主产品价格。
    二是解决农资价格问题。即要稳住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办法是：要么给农用工业厂家补贴；要么给农民这头补贴。
    总之，我国进入90年代以后，从整个经济指导思想上能不能实行工农业平等发展，进而实行以工补农的政策，是个重大建设道路的转变问
题。如果这个认识能做为宏观决策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农业的基础地位就稳住了。从“七五”到“八五”这10年，我们只补消费者而不补生
产者。道理很简单，农民不闹事。事实上是搞农业吃亏，农业省包袱很重，让大家背着包袱搞农业，心情怎能舒畅？现在的农业问题，我看主
要出在农业外部。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剪刀差；靠农业自身搞初次分配解决农业问题也不行；必须通过国民经济再分配解决。这就需要国家从
宏观上调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实行由农业补贴工业向工业补贴农业转变，以工补农，反哺农业。不从国家总闸门
上解决这个问题，难以奏效。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本文责任编辑  刘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