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3-2422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18-23
【分 类 号】K21
【分 类 名】先秦、秦汉史
【 作  者 】马新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商品经济与两汉农民的历史命运
【 正  文 】
    内容提要：基于小土地经营的局限性和汉代的赋役政策，两汉自耕农从事着与商品市场有多方联系的半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经营；兼之农民
存处在半封闭式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既要忍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侵蚀盘剥，又需承担国家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于是给小农经济
造成诸多不安定因素，也对农民的升降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除小部分农民地位上升外，大量农民的归宿则是：或流亡，或沦为依附人口，或
沦为奴婢，或弃本逐末，或依阻山泽而起兵反抗。
    与西周春秋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相比，汉代社会少了一些封闭，多了一点开放，农民所在的乡村社会中，充斥着较为浓重的商品经济气息
，农民的生产经营本身，也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商品经济色彩。社会环境给农民提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年背景，而是多变的压力与多样的命运
选择。有一部分农民可能会由此脱颖而出，改变了自己固有的命运；更多的农民则是被重重的重压所倾颓，或残喘度日，或破产流亡。整个乡
村社会都处在不停的起伏升降之中。
            一、半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经营
    讲到两汉时代的自耕农小土地经营，史家多一言一蔽之：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但若深入考察，则见其不然。两汉自耕农的小土地经
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实现比较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一种与商品市场有着较多联系的半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经营。
    两汉农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前贤论之颇多，常被引用的事例，如贡禹“有田百三十亩”，杨雄“有田一＠①，有宅一区，世以农桑为业。
”四川陴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所记小农的土地占有，有百余亩者，如长彦长一百五十亩，王汶一百九十亩，亦有数十亩者，如何广八十亩，
张王三十八亩，屋叔长三十亩；也有占地八亩甚至无地的农户。对于农民的土地占有，我们无意多论，大致是在百余亩到数十亩间。我们在此
要论及的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如何进行生产经营的。  在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中，粮食生产当然是基本内容，“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但
粮食生产又是一个弹性十分有限的生产门类，“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即使在提高产量上再下功夫，其提高的幅度也不容乐观。对于汉代的
农民来讲，仅仅依靠小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无法应付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无法应付自身的正常支出。农民向两汉政府所承担的经济义务，在农
民的收入中的比重当在一半或一半以上，如《盐铁论·未通篇》中贤良文学所言：
    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使得那些耕种百亩
之田的五口之家，在“急政暴虐，赋敛不时”面前，“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农民
的这种绝对贫困化趋势，在战国时已露端倪。李悝曾为那些“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农民家庭算过一笔账：在正常情况下，战国农民每年
起码有四百五十钱的支出未有下落，而且“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所以他得出结论：“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
，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1]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然要将其一部分劳动投入到粮食生产以外的副业生产中去。一些地方长吏，如渤海太守龚遂，为了发展经济，安定
地方，也极力倡导这种副业经营。《汉书·龚遂传》记道：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②、五十本葱、一畦韭，家有二母彘、五鸡。民有
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从龚遂的治政，我们可以看到
，两汉农民的副业经营大致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第一，桑麻纺织业。这是“男耕女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粮食生产以外的首要生产门类。可以说，几乎每一户农家都进行着桑麻
纺织业生产。《论衡·程材篇》写道：
    齐部世剌绣，恒女无不能。古诗《上山采蘼芜》也写道：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曰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些实际上是对当时农家妇女纺织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二，家畜饲养。两汉时代，一般农户所能畜养的家畜多为羊、猪、鸡、狗之类，这是农家生活的一种重要经济补充。早在战国时代，政
府就曾规定：“上家畜一豕、一狗、鸡一雄一雌。诸以令储者，皆藏其本，赍其息，得用之。”[2]孟子也认为“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3]至汉代，人们更是将六畜饲养作为家庭经营的重要手段。《盐铁论·散不足篇》云：
    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管子·禁藏》亦曰：
    糠秕六畜当十石。
    第三，园圃瓜果。这些多在宅院侧近经营，占地少而收获多，在汉代农户的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如《汉书·食货志》言：
    菜茹有畦，瓜匏果＠③，殖于疆场。史游《急就篇》亦言：
    园菜果＠③助米粮。
    第四，植树、樵伐与采集。两汉农民一方面在自己院落周围植桑种榆，或种植一些梨、枣、粟、桃；另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区，农民们
在农闲之际，也出外樵伐与采集。《汉书·龚遂传》中所说的“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就是秋后的采集。有的农户甚至以樵采为生，
如西汉朱买臣即“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4]
    以上所述只是小农经营中主要的副业构成。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生产经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外，也有一些农民兼作雇工
或其他雇佣劳动；兼作佃农，在自己的小土地之外再租进一份土地；还有一些农民兼作手工业或商业经营，不一而论。
    这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汉农民的小土地经营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副业经营并重，但这种小土地经营所造就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
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半封闭、半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造就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小土
地经营的局限性。在有限的土地上，以有限的劳动力，很难实现从生产到生活的自给自足，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必须依赖市场。最
为典型的就是盐铁产品，这是必须依靠市场供应的。《盐铁论·水旱篇》中，贤良文学们曾讲到盐铁专营前的一些私营铁匠：
    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
作业。政府实行专卖后，农民依然要面向市场购入盐铁，但十分不便于民：
    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④淡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盐铁市场的依赖。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手工制品，如器皿、家俱以及缣、布、木材等等，也往往不能实现自给自足。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农民副业经营的各
个方面，是就两汉农民的整体情况而言。具体到个体农民家中，限于自然条件，不可能同时进行着上述各方面的副业经营，有一部分内容，必
须依靠市场进行调剂。
    造就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与商品市场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汉政府的赋税政策。两汉赋税一方面是苛重，另一方面就是多以货币交纳：
口赋算赋以货币交纳，更赋、赀算也是以货币交纳，田税也时时以货币交纳。仅前三项（口赋、算赋、更赋），每户农家每年交纳量就约达61
0钱。这就迫使农民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投入市场，与商人或高利贷者发生直接的关系，“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东汉桓帝时的
《刺巴郡守诗》也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象诗曰：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言已匮。
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政府繁重赋税的重压下，广大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投向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首先推向市场的是需求弹性稍大一些的副业
产品，其次是粮食。这样，在两汉农民的实际生活中，便出现了“耕者不得食，织者不得衣”的现象，一方面，农民在粮食生产之外，还在辛
勤地修纺织，殖园圃，众畜养，广采集；但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未必能享用这些劳动果实，如陈平“家乃负廓穷巷，以席为门”，“
亦糠核耳”；贡禹家有田百三十亩，依然是“糠豆不赡，短褐不完。”[5]至东汉后期，小农们更是“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
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食。”[6]
    这样，农民在进行副业生产时，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为市场而不是为自给而生产的。比如西汉齐鲁等地农家普遍进行的丝绢生产
，就是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其结果是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东汉蜀地家庭纺织业发达，也是“女工之业履衣天下
。”我们从龚遂要求郡内农民所进行的副业生产，也可以看出其面向市场的本义，“口种一树榆、百本＠②、五十本葱、一畦韭，家有二母彘
，五鸡”，以五口之家计，要植六株榆树、五百本＠②、二百五十本葱、五畦韭，都远超出了自给自足需求，家二母彘、五鸡，也是为了繁衍
幼仔或下蛋进行市卖。当然，即使在自给的范围内，为了完税，农民也必须忍痛出卖。
            二、半封闭式的生存环境
    我们这儿所讲的生存环境是指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的与社会的环境，具体讲主要是指商品经济环境与政府所施予的政策环境，至于
其他的非经常性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乱、官僚豪强的侵夺等等，我们暂阙而不论。
    自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变迁我们不必赘言。在商品经济的兴盛中，社会中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都可以转换
成货币，从耕种土地的人到被耕种的土地，从人的智能技巧到人的身体容貌，从价值连城的奢侈品，到农民家中的蔬果刍草，无不汇入到商品
经济的起伏之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财产占有关系很不稳定，“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在这种无休无止的经济大角逐中，不仅官僚地主，即使那些作为编户齐民的大地主及大商人也占尽天时地利，他们“力农、畜、工、虞、商
、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7]而乡村中的广大农民则是这场经济大角逐中的必然牺牲品，因为
前者的暴富，只有在他们破产与被剥夺的基点上才可能实现，这一点，崔＠⑤在《政论》中讲得很清楚：
    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幸，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崎岖，
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⑥，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
，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8]
    那么，乡村社会中的农民能不能避开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自存自保呢？回答是否定的。农民生产经营的半自给自足的特点以及封建政府特定
的经济政策，使他们不得不处在商品经济这张无形大网的笼罩之下，不得不卷入商品经济的起伏升降之中，因此，就两汉乡村中的农民而言，
他们所面临的并不是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式的乡村环境，而是与半自给自足性相联系的半封闭、半开放的生存环境。
    两汉农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必然性，我们在上面已有论述。他们要依托市场，把自己的剩余农副产品，甚至是作为必要劳动的农副产品投
放到市场，换取自己的一部分生产、生活必需品，也换取向政府完税纳赋所需要的货币，当然，也有一些富裕农民通过与市场的交换，进行货
币财富的积累。这样，在两汉，不仅通都大邑有着繁荣的商业，而且在县及县以下的乡村中，商品交换关系也较为发达，也普遍设立着相对固
定的交易场所——市。如《后汉书·王符传》所引《潜夫论·浮侈篇》即称：“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县邑中往往设市，而且规模十分
可观。就市场出售的食品而言，既有“沽酒市脯鱼盐”，又有“杨豚韭卵，狗＠⑦马＠⑧，煎鱼切肝，羊淹鸡寒，＠⑨马酪酒，蹇捕胃脯，＠
⑩羔豆赐，＠①①＠①②雁羹，自鲍甘瓠，热粱和炙。”真可谓“熟食遍列，淆施成市。”[9]而且还有专门的市吏进行管理。《太平御览》卷
四八四引《东观汉纪》：曾闵仲叔居安邑时，家贫病老，无钱买肉，只能每日到市中买一片猪肝，屠户不肯卖，安邑令让市吏出面，“后买辄
得。”
    在汉代，乡邑亭部也有市，史料中不乏记载。如《隶续》卷一《晨飨孔庙碑》记道：
    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道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亭部的市往往还成为夜市。《初
学记》卷二四引桓谭《新论》曰：
    扶风＠①③亭部，本太王之所，其人相聚为夜市。《说文解字·邑部》“＠①③”字注云：
    美阳亭即＠①③亭，民俗以夜市。
    在乡里自然聚落中，也往往形成固定的市肆。《后汉书·张楷传》记道：
    楷字公超，……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以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
所居成市，后华阳山南遂有公超市。《张禹传》也记张禹为下邳相，重修浦阳陂后：
    遂成熟田数百顷，……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由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与农民以及乡村社会那种无所不在
的联系。
    农民无法摆脱商品经济的纠缠，无法独立于市场而生存，自然也就无法躲避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商业资本的活动在向农民提供
交换条件的同时，也将其贪婪的吸盘牢牢地附在了他们身上，在竭尽盘剥的同时，又祭起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旗帜，不断地蚕食农民
的小块土地，逼使他们走上破产的道路。对于商人势力的扩张以及他们对于农民的危害，晁错曾作过十分清楚的论述，《汉书·食货志》引曰
：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
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厚富，交游诸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
所以流亡也。
    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为农民造就的是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作为两汉政府又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呢？诚然，两汉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商人
与商业资本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他们也十分清楚，农民，也就是他们治下的编户齐民，其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死存亡。因此，自
刘邦建汉伊始，便奉行重农抑商、“禁民二业”的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两汉王朝对于广大农民的经济与
超经济剥削政策，不仅抵消了重农抑商、“禁民二业”对农民的有限保护，而且还进一步将千千万万农户推向了市场，推到了大商人与高利贷
的魔网之中。
    两汉王朝赋税与徭役的苛重，再加上乡间胥吏的横生枝节，“乡部私求，不可胜供”，[10]使占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民时时承受着难以负
荷的经济压力，为了完赋纳税，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接受商业资本的盘剥。当农民连这点仅有的劳动产品也无法拿出时，
便只好俯首举贷，听凭高利贷资本的摆布。对于这一问题，《淮南子·本经训》有一段论述：
    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赡。《汉书·食货志》节录晁
错疏奏，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引述一过：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
债者矣。
    汉代乡村社会中，高利贷比较盛行，晁错之言为西汉前期情况，樊重之例，可以作为西汉后期或两汉之交的典型代表，《后汉书·樊宏传
》称樊氏：
    资至巨万，而赈赡亲族，恩加乡闾。……假贷民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多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樊重为乡间
田庄主，他向民间放出了数百万高利贷，债户当过百家以上。在汉代，高利贷盛行，象樊重这样的高利贷者很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
》中就记述了一些“贳贷行贾遍郡国”的“子钱家”们。桓谭也有论述：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11]汉代这种高利贷的盛
行，直接起源于政府的横征暴敛。对此，晁错已一语中的。
    高利贷对农民的危害，远过于一般的商业资本，其必然结果是“卖田宅、鬻子孙”，是农民的家破人亡。
    两汉王朝的赋役政策，除了将农民推向了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魔掌之中，还直接对农民进行着剥夺与侵害，逼使着千家万户的农家不
断破产——尽管这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意。
    晁错所说的“农民之所以流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和“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董仲
舒也讲到“民愁无聊，亡逃山林”，主要是“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再加上“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因此，为了遏止农民破产，他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措施。[12]鲍宣谈到农民“有
七亡而无一得”时，最主要的仍然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苛吏徭役，失农桑时”。[13]这些看法都是切中
时弊的。对两汉政府来说，广大的乡村农民是他们的基本税基，是他们赋役征取的主要对象，国家的种种兴作，种种经济负担，最终都要落到
他们身上，即使是面向富商大贾、大土地所有者的征取，其最终的转嫁对象仍是农民。但农民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
，“厥名三十，实税什五”，应当是最高限度。当然，这一限度被不断打破与超越时，农民的破产流亡便不可避免。而政府的赋役又不会减少
，而是无条件地转加到了一息尚存的农民身上，于是便形成了难以遏止的恶性循环。对此，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也尖锐地指出：
    民非利弊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
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少
愈者多。这就是两汉政府为农民造就的生存环境。
    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是农民在乡村中所处生存环境的全部，只是就其主流和发展趋势而言。两汉政府，尤其是西汉与东汉前期，是曾为
农民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与扶助；而商品经济的活跃，在侵蚀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农民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出路，但这些都无法改变
前面所述的生存环境带给农民的负面效应。因此，日益的贫困化与破产，是两汉农民不可抗拒的命运。
            三、两汉农民的归宿
    就两汉情况而言，破产的与将要破产的不断贫困化的农民，有五大基本去向，即流亡、沦为依附人口、沦为奴婢、弃本逐末、起义反抗。
    汉代，关于流民的记载，如“民众久困，连年流离”、“黎民流离，困于道路”，“人庶流迸，家户且尽”、“百姓弃业，流亡不绝”等
等，不绝于史。仅两《汉书》所记，自高祖二年到东汉灵帝中平六年的近四百年中，比较大的流民记载就有102起，平均每隔四年就有一次。汉
武帝时，还发生了“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的特大流民潮。尽管封建政府也在不断地设法安置，或赐民公田，或假民公田，但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旧的流民安定了，新的流民又会产生，而且，只要成为流民，暂且摆脱了政府的束缚，他们也就不会轻易地再入彀
中。
    依附人口，包括工商依附人口与农业依附人口。大工商业主的依附人口多由吸收流民而来；而大地主的依附人口则主要由破产的或将要破
产的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盐铁论·复古》云：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这是依附工商业者的例子。崔＠⑤
所言“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以及仲长统所言“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则又是贫困、破产农
民依附豪强地主的例子。
    农民之沦为奴婢，主要是破产后进行人身买卖而然，亦即晁错所言“鬻子孙”及《淮南子》所言“赘妻鬻子”者。汉初，刘邦就曾“令民
得卖子”，此后直至东汉，一直存在着奴隶市场，如王莽所言：“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虏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
人为妻子。”[15]因家贫而自卖、自典或被卖为奴婢者，比较常见，如《汉书·高帝纪》高祖五年诏云：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严助传》云：
    间者数岁，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之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这都是
小农破产沦为奴婢的直接说明。到东汉，刘秀曾七次下诏免放的奴婢就有很多是因饥饿而卖为奴者。
    弃本趋末一直是两汉王朝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既然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女不如倚门市。”[16]那么，贫困
破产或面临破产威胁的许多农民便会弃农就末。这一问题，汉初就比较突出了，如贾谊即说汉初农民“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故“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17]贡禹也说：西汉后期“民弃本就末，耕者不能半。”[18]东汉时这
种情况更为严重，王符曾指出：“今举世舍本农，趋商贾”，“资末业者什倍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19]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却反
映了大量农民趋末弃本的事实。
    起义反抗是农民走投无路的结果。由自耕农民破产流亡，依阻山泽，进而转化为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几乎是汉代历次农民战争的
必然规律。比如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不久便发生了流民大起义，比较著名的“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
杜少，齐有作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王莽时代与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亦大率如此。
    在上述五大基本去向中，流民与农民起义都是一个非稳定去向，他们虽然在不断地产生，但最终结局还是附着于土地再成为自耕农、依附
农民，或者成为事末业者、奴婢等等。而事末业者与奴婢是一种被封建王朝限制的归宿，随着政策的调整，大量的奴婢及事末业者将重新附着
于土地上，唯有依附人口中的依附农民是破产农民的稳定的归宿，也是大部分破产农民的归宿。
    写到这儿，我们还必须指出，在两汉乡村，除了大量的破产农民外，也有一小部分农民，由于经营的或其他的原因，地位能够上升，或成
为中小地主，或跻身仕途等，也有更大量的农民尽管在贫困线上挣扎，但仍未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那一小块土地，仍在“春耕，夏耘，秋获，
冬藏”，进行着辛辛苦苦的劳作，没有他们，汉王朝一天也不能存在。
    注：
    [1][12][15][17]《汉书·食货志》。
    [2]银雀山竹简《守法·守令第十三篇》。
    [3]《孟子·梁惠王》。
    [4]《汉书·朱买臣传》。
    [5][10][18]《汉书·贡禹传》。
    [6]《后汉书·刘陶传》。
    [7][16]《史记·货殖列传》。
    [8]《通典》卷二《田制一·食货上》引。
    [9]《盐铁论·散不足》。
    [11]《后汉书·桓谭传》。
    [13]《汉书·鲍宣传》。
    [14]《盐铁论·未通》。
    [19]《后汉书·王符传》。
                              作者：山东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商庆夫）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厘下加八下土）
        ＠②原字（占去口下军头）下加（一下加贝）加又下（止上加止）
        ＠③原字艹下加（瓜瓜）
        ＠④原字耒加忧的繁体
        ＠⑤原字宀下加是
        ＠⑥原字足字旁右加叔
        ＠⑦原字月加（羽下加白）
        ＠⑧原字月加（酸右）
        ＠⑨原字扌加同
        ＠⑩原字月加而
        ＠①①原字（士下加冖下加鸟）右加殳
        ＠①②原字月加贲
        ＠①③原字分加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