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3-6808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14-16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 作  者 】王持明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亚洲“政治崛起”刍议
【 正  文 】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王持明）
    [提要]  如果说，亚洲的“经济崛起”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的话，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至少在当前还谈不上是事实，能够被视为
亚洲“政治崛起”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标志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持久和巩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二是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三是文化和价值观
的认同感；四是形成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量”。据此，亚洲“政治崛起”的前景，在近期内不容乐观。这是因为亚洲地区存在的一些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制约着亚洲的“政治崛起”。这些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结构性因素、冷战遗留因素、历史遗留因素以及经济利害冲
突因素。＊                      ＊                              ＊
    如果说，亚洲的“经济崛起”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的话，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至少在目前还谈不上是事实。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其经济的崛起，政治上也必将有相应的发展。然而，经济和政治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因而两者的
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尤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环境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例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
和环境条件下，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但至少在目前还算不上世界“政治大国”，因而被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
克森伯格称为“不健全大国”〔1〕。同样，亚洲经济在近30 多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
趋势的发展，亚洲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网络型”区域经济，这也是亚洲“经济崛起
”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政治方面，似还找不到足以表明亚洲正在崛起的突出事态发展和重要标志。亚洲国家虽然
在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中，先后取得了政治独立，冲垮了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体系，这是亚洲政治上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即使曾经走过殖民掠夺和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也在二次大战后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也是亚洲政治的历史进步的组成部
分。但是，这些政治进步充其量只能说是为亚洲的“政治崛起”准备了最起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立足点，而称不上是亚洲“政治崛起”的标志。
    能够被视为亚洲“政治崛起”的基本条件和主要标志是：（1 ）持久和巩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这是亚洲崛起的最基本的条件。（2 ）政治
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这是亚洲崛起所需要具备的政治基础。虽然不能用欧洲联盟的“政治一体化”标准来衡量，但各国应为“亚洲利益”做到
“用一个声音说话”，至少也能为实现共同的目标、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欧美国家，包括俄罗斯，尤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只能是居
于“客座”的地位，如果“反客为主”就谈不上“亚洲自主”。如果没有亚洲的一致性和自主性，那么不要说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独自作为一个整
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连亚洲本地区的事务也难以自己解决，自然也不会有亚洲的“政治崛起”。（3）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很显然，亚洲
与欧洲不同，欧洲有基督教文明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亚洲各国的文化背景具有多样性和某种程度的矛盾性。然而，在亚洲范围内争取形成对
某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却是必要的，这是亚洲“政治崛起”应有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感”，那么亚洲国家之
间就缺乏凝聚力，政治上的一致性即使能在某种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所发展，也将难以稳固和持久。（4 ）形成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
量”。这是亚洲“政治崛起”的“组织”基础。这种“核心力量”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几个国家构成，但必须是亚洲国家，并为其它亚洲
国家所接受和支持。这种“核心力量”能够在推动亚洲国家相互沟通、交流磋商、缓解矛盾、避免冲突、协调立场、共同行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
用。如果没有这种“核心力量”来与亚洲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维系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推动逐步形成文化和价值观
的认同感，那么，亚洲的“政治崛起”将是难以实现的。就目前而言，上述条件和标志还不能说已经具备或形成了。至少在近期内其前景不容乐
观。
    虽然东西方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后出现的“西乱东稳”局面，是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一个特点，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其相对性
和脆弱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在亚洲地区仍然存在着若干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因某些问题在某些国家之间或次区域造成关系紧张或局势动荡的
情况时有呈现。所谓脆弱性，是指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或处置不当，则就有可能危及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
这些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制约着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以及在本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力量”的形成和发展
。
    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结构性因素、冷战遗留因素、历史遗留因素以及经济利害冲突因素。
    （一）结构性因素。这是指由于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而导致原有的主要战略力量配置及其相互关系被打乱，而新的力量配置及其相互关
系还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其主要表现有：
    ——俄罗斯、日本的发展走向尚不明朗。俄罗斯和日本的发展走向如何，对亚洲的“政治崛起”有着直接的影响。
    ——大国关系的基础不牢靠。美国和俄罗斯在亚洲的存在和参与以及它们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对亚洲的“政治崛起”直接相关。日美、中美
、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调整和重新定位；俄罗斯与美、中、日各方的关系更是处于重建过程之中。尽管大国之间出现了同时改善关系的势头
，但缺乏牢靠的基础，都面临着一个寻求和重新构筑相互关系的政治和战略基础的重大课题。这一事态的进展也对亚洲的“政治崛起”有着制约
作用。
    ——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有所抬头。美国自恃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力图称霸世界的同时，在亚洲也力图充当“领导者”
的角色主宰地区事务，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对亚洲国家指手划脚，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辄施压、制裁别国。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行径
是对亚洲局势稳定的现实威胁，必将引起亚洲国家的不满和反对。只要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亚洲施展，亚洲的“政治崛起”就受到极
大的制约。
    ——对亚洲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趋于激化。日本在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中，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为立足点，并时常以“亚洲代言人”
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事务中，力图争夺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进而充当“亚洲盟主”。因而，日本与美国围绕亚洲主导权的“争夺战”势
在难免。东盟在后冷战时期作为一支地区性战略力量，其地位和作用正在迅速上升。东盟试图掌握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事务主导权的欲望正
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此外，印度作为南亚大国，虽在南亚地区已经居有“特殊地位”，但它的“志向”决不仅仅限于南亚。一些国家和国家
集团对亚洲主导权的争夺，势将影响亚洲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自主性、对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地区力量核心的形成，从而阻滞亚洲的“政治崛
起”。
    ——抢占“力量真空”的较量远未结束。所谓“力量真空”在这里主要是指原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原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例如，在
印支地区，东盟欲将其纳入“大东盟”范围，日本、尤其是美国力图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积极插足渗透，俄罗斯也在试图重
返印支。在印度，美国趁苏联解体之机大力扩张其影响，而印俄关系在一度冷却以后又正重趋升温。前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后，虽然美国对它已兴
趣大减，但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力图在那里扩大自己的影响。在中亚地区，更是美国最先积极抢占的地方，而俄罗斯则决意要将其抓在自
己手中而不容他人染指，还有土耳其和伊朗也在利用民族和宗教文化联系，下大力气向中亚渗透，加之这一地区的一些国家自身面临的困难和矛
盾，这里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动荡。
    ——亚洲一些国家相互之间的疑惧和戒心增加，出现各国之间军事力量攀升的现象。这显然不能不对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
。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正在形成一种“遏制中国”的趋势。面对两极格局终结后的形势，亚太地区国家都在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在本地区
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在美国，一时间关于“中国越来越超级大国化”、“中国正在谋求霸权”，因此必须加以“遏制”等论调甚嚣尘上。美国助
理国务卿洛德在1995年2月和6月在众议院的两次听证会上都曾表示：中国今后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中美两国存在着成为长期敌手的可能性，
因此，美国“正在奉行一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的威胁”，并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一道转而采取遏制政策
”。〔2〕同年2月底，美国发表新的“东亚战略报告“，对此日本报刊评论说，其意图是要“遏制将来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并利用日本
“来对中国进行牵制”，“避免将来中国主宰亚洲政治”。〔3〕一些亚洲国家也欲借助美国来“遏制中国”。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曾公开表示
，希望美国在亚洲仍保留必要的军事力量，以抵御“拥有帝国扩张潜力的一个潜在军事劲敌”。日本为“遏制中国”所采取的“核心战略就是从
日本的最强大的地区盟友——具有6 个成员国的东盟入手来编织一个联盟网”〔4〕；日本对中国的政府贷款的期限由5 年改为3年，也是要“以
此为杠杆，机动灵活地对中国政府扩军施加影响”。〔5〕这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有损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也不利于增强亚洲“自
主性”。
    （二）冷战遗留因素。这首先是指冷战时期形成的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热点”问题。在阿富汗、柬埔寨不排除其它外部势力介入而出现
反复的可能性。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局势似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其次是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将继续推行。
    （三）历史遗留因素。一些国家之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领海之争，以及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民族、宗教纠纷等，在
冷战时期被掩盖或抑制着不易爆发，现在这种制约因素已基本消失，这些矛盾和纠纷有可能趋于激化甚至爆发冲突。此外，还存在贫富差距拉大
的问题。总体上看，东亚随着经济发展其富裕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而南亚国家普遍较贫困。当然，东亚国家也存在不平衡，东南亚的缅甸比该
地区其它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东北亚的蒙古和朝鲜的经济发展仍受到原有基础、现有体制和结构等因素的制约，面临较多的困难。一些国家的
政局稳定还面临种种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稳定的导火线。
    （四）经济利害冲突因素。这种利害冲突首先在于对市场的争夺。尽管近些年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都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合作并不排除竞争。无论是对商品市场、投资市场还是金融市场的竞争，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与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其次是对资源的争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对资源的需求也在增长，从而引发资源
的争夺。近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对我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就与在这里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关。对海洋资源的争夺，还引起一些
国家之间在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纷。再次是对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这主要存在于日、美两国之间，但多数发展中国家
也不愿意发达国家控制本地区经济主导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主张就颇具代表性。此外，与上述竞争密切
相关并或许更具战略重要性的是，有关各方围绕商品和资源的主要运输通道的控制权的明争暗斗。所有这些利害冲突都存在激化的趋势。这不仅
可能成为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阻力，也是亚洲“政治崛起”的障碍。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有可能危及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阻滞亚洲“政治崛起”的诸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具有亚洲全局性的、最突出的
也是最具威胁性的因素；冷战遗留因素和历史遗留因素虽具有范围上的局限性，但却是极其难以解决和消除的因素；经济利害冲突因素虽在目前
或短期内还不至于造成十分严重的事态，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最具深刻性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往往并非各自孤立地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而
是密切相联、相互影响、交叉互动的。因此，亚洲的“政治崛起”，相对于“经济崛起”而言，其滞后现象还将持续相当一个时期。
                                ［责任编辑  谭秀英］＊
    〔1〕日《朝日新闻》1994年3月19日。
    〔2〕美《华盛顿邮报》1995年7月9日。
    〔3〕日《产经新闻》1995年1月31日。
    〔4〕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1月10日。
    〔5〕刘江永：《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