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号 】2-1203
【原文出处】财经科学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98～102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
    ——一种特殊转型模式下的对外经济政策
【 作  者 】库尔特·胡必烈
【作者简介】［德］库尔特·胡必烈，教授  德国柏林经济学院
    余榭，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610071
【 译  者 】余榭
【内容提要】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适应其特殊转型模式要求而实行的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政策。出口驱动型外贸改革体现在汇率制度改革、推
进人民币可兑换、消除外贸垄断以及逐步降低关税上，这些正确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外贸成就惊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资政策及其机制设计十
分利于生产性企业的发展以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结果是近年来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始终保持高水平。当然，对外经济改革也使中国发展战
略出现地区性增长差距的扩大，二元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从而对社会政治以及地区间利益格局带来不协调。
【关 键 词】出口驱动/贸易政策/直接投资/贬值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8306（2000）03—0098—05
    中国政府于1999年1 月决定关闭该国第二大地方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次由官方宣布一家特
大型企业破产。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使得外国贷款人对中国的信用安全保证大为失望。这一决定也引来了一些新的疑虑：中国是继亚洲金融危
机和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又一个可能爆发危机的国家吗？一些世界和地区性经济明星相继倒下，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中国将加入不
稳定国家的行列，这必使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化等等，类似的预言起于1998年。但是现在要解答这个问题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政策上
允许企业倒闭也可以被理解为引入硬预算约束机制的第一步。如果以此作为政策目标，那么这将把中国银行和企业完全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
，从而消除存在于金融体系中的不稳定的因素。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调整是迈向正确道路的第一步。
    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转型政策发生了一些无形的变化。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急剧贬值，以及由此
造成该地区内的竞争加剧，这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恶化。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还不会成为现实，但是人民币贬值的现实需
要却是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出口疲软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该地区的货币危机期间中国的货币相对升值当然会削弱其价
格竞争力，这成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风险的又一种新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年持续稳定增长之后
，于90年代末进入了一个紧要关头。
    本文不打算讨实际存在于中国的转型社会中，但又潜藏着那些不稳定因素的根源。相反，我只想集中讨论对外经济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即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问题。中国自7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这两方面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
它的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当然这些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而这些副作用到了90年代末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一、出口驱动型的贸易政策
    中国的对外经济体制是由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组成的。但是在实践上人们很难将两者截然分离开来。只是出于分析问题的需要，我们对此
进行分别的研究。我先从中国具有明显的重商主义的出口贸易政策开始，然后讨论它的投资政策。如果人们对中国的年均国内产值（GDP ）增
长率和它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增长率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什么意义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1976 ～1986 年的
10年中，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3％，其出口增长率则为18.8％。显然，从出口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上可以看出， 支撑出口增长的动力更为
强劲，1976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仅为5％，可是到了1987年就上升至12.2 ％，而到了1996年和1997年则分别达21％和23％。有人甚至因为中国
的这种出口驱动型战略而把它看成一个“贸易民族”。如果把中国的进口增长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以上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国从1976 年到
1997年的进口增长率由4.5％上升到了19.3％。 中国外贸占到了GDP 的44％。虽然这一比例仍低于东南亚国家，可是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
说却已是非常高的。
    当然人们必须注意以下事实：以上外贸方面的数据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它与GDP的真实的比例关系。 正如麦迪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企业
是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它们的产品，而中国国内的价格水平实际上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这样一来按国内价格计算的GDP 就被大大的低估了
。如果把中国的出口值按不变的美元计价，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那么中国的出口与GDP的比值就会显著下降：从1978年到1995年由1.7％上
升到4.3％。 当然不能因为这个增值不大就对出口驱动经济的论点横加批评。瑙伏彤正确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GDP，
那么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都会出现类似中国的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点是与所有具体的计算方法无关的，这就是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年均出口
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中国商品与劳务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由1970年的0.7％上升到了3％（1997）。到了90年代末，中国已
经置身于世界十大贸易国的行列。
    这里提出的这些数据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中国绝不是一个正统经济意义上的开放性经济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转型路线决定了它的社
会特征，正统经济学所指称的那些衡量经济体系开放程度的指标不适宜，或者只是有条件地适宜于用来衡量中国的情况。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
家的区别在于：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也还没有完成，开放政策至少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要求，即政治要服从于经济。可是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过程被置于政治的监控之下。
    中国对封闭的贸易体制进行的最主要的改革步骤可以概括如下：
    （1）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持续的贬值， 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改革之初到1987年人民币贬值已达50％，甚至到了
1994年东亚国家的货币重组之后还在进行持续的贬值，这种贬值不仅是针对美元的，而且也针对那些未同美元挂钩的货币。这种贬值战略过去
是中国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然而到了90年代末，虽然人民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但是中国却出于对融资和货币政策方
面的考虑而与贬值进行着抗争。
    （2）逐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直到1978年为止， 中国的人民币还是一种完全不可兑换的货币。首先是允许出口企业从它们收入的
硬通货中提留少量自用。随着逐渐扩大提留比例，1986年中国建立了一种二元体系，这就是允许合资企业在外汇调剂市场上进行人民币——外
汇的交易。但是要按官方汇率交纳一笔可观的手续费。中国最近的一次官方汇率贬值是1994年的元月1日， 这次贬值的结果取消了调剂汇率的
浮动汇率制度。和过去一样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经常项目可兑换。（注：1996年元月1日我国履行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承诺， 实现了该组织
的第八条款，即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但这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的，对个人用汇目前尚有一些限制。）
    （3）逐渐地消除外贸公司对外贸的垄断。 首先是不断增加从事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的数量。随后扩大范围，允许生产性企业直接向国
外出口自己的产品。当然迄今为止特许证制度仍在发挥作用，这是指某些经过选择的企业受权经营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业务。这意味着在此领域
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垄断，到1996年为止这种垄断性业务仍占出口总额的4.6％和进口总额的19.4。％
    （4）至90年代末，中国的进口关税仍高于国际水平。 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初， 其进口税高得非常离谱， 随后逐渐降低，  但至
1992年平均进口关税仍然高达43％。此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当然这种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人们
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大，政策对那些外资企业和出口驱动型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种例外，在改革之初就有大量这类
企业涌入中国，今后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这种有选择的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
    瑙伏彤在分析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时认为中国在80年代中期以后同时并存着两种外贸制度。他把它们具体地区分为“鼓励出口制度”和“
普通贸易制度”。前者的特征在于，它的产品不适合于国内消费，生产不考虑国内的需求；而后者则专事满足国内需求的业务。我在自己的研
究中不打算以瑙伏彤这种形式主义的划分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出发点，当然我也承认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本国和外国的经济主体。我认为与
其区分本国和外国经济主体，不如把中国的贸易区分为针对本国市场和针对外国市场两大类。我的看法是，中国从7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外贸
政策一开始就明显倾斜于出口型企业。低估本国货币价值政策是它的出口增长战略的核心，这一政策从1984一直持续到1994年。尤其是允许出
口企业在外汇调剂市场上出售它们手中的硬通货，显然地，由于在外汇调剂市场上的外汇价格和官方外汇价格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格差，
这使出口型企业由此可以获取一笔巨大的利润。由于国家采取了以上鼓励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其政策机制就会对出口型企业产生巨大的刺激
作用。
    这些政策对于内向型企业来说使它们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中国低估人民币币值不仅是针对美元的，而且也是针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
。这就大大增强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如前所述，由于出口型企业有权自主支配其拥有的相当大一部分硬通货收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具
有很大吸引力的，它们尽量设法打入国际市场。国家允许外向型企业把它们的硬通货收入用于进口，尤其是用于进口国外技术，从而实现增强
其内部实力的目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只依靠国内的企业，它通过制定外资企业法；对外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吸引
跨国企业参加到中国的建设中来。这相对毛泽东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
    中国依靠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出口总值无论是绝对量，还
是相对量都在持续地提高。在50年代同中国大约一半的对外贸易是在中苏之间进行的，其余的20％则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后来由于中苏
之间的政治关系破裂使中国转向其它的贸易伙伴，到1970年中国在这方面已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对苏贸易几乎完全中止，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的贸易也降到对外贸易总额的20％左右，而和香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一些西欧国家贸易关系则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70年代末最
终建立和完成了对外贸易新格局。中国大约55％的出口产品流向了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中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对香港
的出口量大于对美国的出口量，但向香港的出口只是一种转口贸易，这只是中国大陆与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之间的特殊分工，因此中国对香
港的出口量远小于对美国的出口量。到90年代末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这造成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因为在一些美国人看来这种持续
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中国不正当竞争的结果。显然美国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全球最大的消费者。
    中国改变其商品出口地缘结构的目的是改造它的出口结构。1980年中国出口的制成品还不到它的商品出口总额的40％，可是到了1993年已
超过了86％，而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了1996年。工业产品的行业内贸易指数约在32点左右波动，低于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等欧洲转型国家。这
种情况业可通过中国的出口行业的集中度来加以证实。1993年在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3／4以上的产品集中于纺织，纸制品，木制品和电器
四个行业，这些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毫不奇怪，这恰好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资源所在。
    值的借鉴的经验是，合资和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了中国出口产品总量的相当大的部分。中国鼓励出口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吸收外国
的直接投资，这项政策的直接成果是至1996年中国近41％的出口产品来自合资和外资企业。尤其是香港企业，它们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府的优惠
政策，自愿地成为中国的出口行业的一员。这种大量而快速地转变无论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出好，还是对香港企业也好都是一种，同时也是他们
善于及时抓住机遇的结果。
    外资与合资企业是中国出口主体中的两个亚种，它们在中国的出口领域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香港企业首先开始利用中国的外向型经
济战略，随后而来的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先把它们的初级产品带到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再加工
，然后把这些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在这两类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在这种分工合作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只是提供
劳动力，而且还必须听命于海外的母公司。合资国企业则居于相对的主动地位，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是否购入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然
后出口。这两种形式企业的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1988年的27％上升到1996年的56％。至1995年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已占全世界同类产品总额的18％。
    当然以这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对中国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出口结构是有利的，因为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
可以吸收中国不断增长着的劳动储备大军。可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结构却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进口初级产品进行再加是受到一
定条件限制的，只有较少的地方才具有相应的条件，同时它所产生的附加值也是很低的。这首先是使中国不能充分利用它所拥有的技术潜力来
推动外贸的升级发展。如果我们现在结合中国吸引直接投资的政策，那么我们还会进一步看到这种政策的局限性。
            二、外资政策
    在讨论中国的外资政策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说明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关系，从而了解外国机构和私人在华直接投资的背景情况。如果我
们谈到中国独特的转型路线而需要一些数据作为证据的话，那么国外在华的直接投资就是最好的测度标准。中国在此方面的增长率从80年代中
期以来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当然不是因为多年的封闭，突然开放后出现的那种迅速膨胀，而应当把这看作中国特殊的开放战略和国外的
大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吸引的外资在绝对数量上持续大幅攀升，并以此成为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榜样。至
1997 年中国又创纪录地吸收了453 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1996 年为408亿美元），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
1／3。而同期内中东欧国家吸收的外国投资虽然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却只有190亿美元。两相比较， 毫无疑问中国在实现生产的全球一
体化过程中得到了实惠。
    中国的外资政策及其机制非常有益于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生产性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有益于吸收外国的直接投资。当然从以上数据中我们
也可以看出中国对资本项目的开放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在国外贷款问题上中国更注重保持一个有利于其改革与发展的贷款期限结构
。中国的政策是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在它看来，外国直接投资是改革的发动机，因为这不仅是改善国际收支的有效方式，而且还可以在此同时
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制造和管理技术；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利用外国投资者所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
特别是1986年公布的“22条规定”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这份文献中除了促进吸引外资这一总的原则之外，还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
一些具体要求，如确定的出口数额，对一些特殊行业的限制，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转让等等。这样一些政策调控当然会取得很大的成果。毫无疑
问，这些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它有利于吸引大量的外资，而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中国的出口，并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大
部分。可是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和管理技术向中国转移，从而使该国的生产和管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提高，这似乎是一个工业制成品的转
换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内的生产结构的转变，而不是仅仅靠与国际市场接轨就能实现的。首先提高农业领域里的劳动生产率和允许农村劳动
力自由流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导向和大量同国外进行的先货后款交易两者通常都会带来不利的结果，其互惠效应是非常有限的。与上述猜测相
反的观点则认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无论如何都会产生积极的效应，海外华人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企业来华投资的作用不可低估。尽管中
国的储蓄率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可是它还是利用它的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资源流入本国，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这非常有利于加速中
国的资本积累过程。
            三、对外经济政策带来的国内经济问题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转型政策堪称典范，与多数同样处在转型过程的中，东欧国家——俄国就更不说了——相比，无论从哪个方
面看都要优越得多。如果我们结合上面对它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进行综合评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
因素，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对外经济政策造成的。中国的经
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首先表现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出口型企业，以及出口增长率的分布
状态都是极不平衡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地区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别。
    造成地区间差别的原因当然不能排除地域上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70年代末以来制订的对外经济政策造成的。早在对外开放之前中国的
经济发展就存在地区性的差别，1978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而有些内陆省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全国
平均水平的1／5。从80年代起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和内陆省分经济增长状况也是如此，不仅没有消除差别，甚至还在
继续扩大。
    与引相应地，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也有利于哪些位于沿海省份的经济特区。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两省，它们既是外国投资者偏好的地方，
又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验场。  广东是这方面的先锋。1978年广东的出口只占中国的出口额的14％，可是到了1994年已上升到了
44％，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产品来自这两省。如果注意到这两省的总数人口仅占中国人口总数的8％，它们产值也只占中国GDP的13％这样两个
数字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中国国内经济分布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了。在1984年至1993年这段时间内大约2／3的新增出口量来自
广东和福建两省。同期内广东省年均出口增长率为35％，福建省的年均增长率则为32％。中国出口能力分布的不平衡性也折射出外商直接投资
分布的地区性结构。1984年流入东部各省，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数就已很高， 占当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40 ％，  可是到19
92年它却上升到了90％，其中近一半流向了广东。如果我们稍加计算一下，就能看到广东省的出口总值与GDP的比值大于1，那么它作为中国的
出口基地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很明显了。劳动力市场巨大的供给弹性使这种非对称均衡结构进一步得到增强：在90年代中期就有650 万劳动力从
外省流入了本身已拥有3500万就业人口的广东省，其中有300 万劳动力被外资出口企业所雇佣。
    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造成了今天的二元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沿海地区企业已经同国际市场充分接轨，这使其在
其它方应有更高的现代化水平，这使它们和内地传统的，相对封闭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大量的国有企业都集中在内地，使得这个问题更
显突出。负有大量债务的国有企业由于改革滞后，虽然已经债务累累，可是至今为止仍未把财务软预算转变为硬预算，而这一转变恰恰是迫使
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所在。不过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愿意继续保持这种局面。同东欧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所负有的“
坏帐”比例要高出很多，这不仅会使国家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而且也会转化为最棘手的银行债务问题，这一点已经被不久前出现的危机（指
广信的破产）所证实。
    尽管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还不至于瓦解中国的经济体系，但从社会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始终是一个有威胁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通过
财政政策来弱化由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收入不均，那么目前本已为患的国内居民大迁移将会变得更加剧烈。因为出口行业的吸收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要受到国际市场力量的左右，中国似乎完全不可能保持人为地高估币值的局面。由于中国要保持对外开放，这使它不可能长期成为被亚洲
危机国组成的汪洋大海包围着的一座孤岛，北京政府似乎不会坐视它的邻国从1998年起就不断地对本国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进行贬值而无动
于衷。出口基地过分集中在某些地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效应这两个因素会危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迫使政府走上“战略性”贬值的回头路
（要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就要继续向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而这类产业往往又只有通过外汇贬值才能保持竞争力）。至于由此而
产生的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将会成为亚洲国家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不过是在中国首先登台上演罢了。
    
    
    
 
